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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述与性别建构对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一种考察 　　摘 要：《被建构的女性》一书在借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和研究时，就如何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而避免其绝对性和片面性的偏颇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感同身受”的切身性以及由此获得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在场感”使女性的研究理论让人感到耳目一新。 　　关键词：女性主义理论 理论提升 创新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以女性主义理论为解剖利器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解读与阐释，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显学”之一，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刘传霞教授的新著《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在充分吸收、融会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是在这一学术领域最近出现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收获。 　　女性主义理论自产生到被广泛运用到社会、文化和文学批评从而逐步扩大影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概念界定、理论内涵和意义价值等方面的各种争议。《被建构的女性》一书在借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和研究时，就如何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而避免绝对性和片面性的偏颇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著者对女性主义立场的坚持不是单纯地对所谓女性自我或女性写作的发现和肯定，而是在广泛吸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把握住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精神内质和价值理念，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借以对现代文学进行整体考察和观照。著作没有很浓郁的理论思辨色彩，但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性和女性主义价值理念如同舟之两楫、车之双轮，成为一种基本的精神理念贯穿始终，这样便使得研究者站在了相当高的高度，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切入视角；借此，著者实现了对现代文学中一些为人耳熟能详并已有定见的文学作品与现象的成功“去蔽”，开掘出了其背后的更为丰富的意蕴。比如著作中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大量涌现的，由男性作家塑造的“时代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就是成功的典型一例。以往的文学研究大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些“时代女性”性格和精神中的同质因素，对她们身上呈现出来的那种将神性与魔性结合在一起的女性特质和女性魅力，以及她们惊世骇俗的行为举止背后显示的彻底叛逆性的性爱观、道德观作出了毫无保留的赞美；《被建构的女性》一书则从新的价值立场出发，从新的视角切入，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身上有了新的发现。研究者认为，这些“时代女性”对传统性道德的反叛事实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们的自我物化满足了已经摆脱了传统道德负担的男性那种窥视性目光与心理需求。由此，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塑造此类女性人物形象的男性作家之深层心理动因：“这批狂放不羁的时代奇异女性既是一面折射男性自我、反省自己的镜子，照出男性写作者焦躁颓废、消沉悲观，表达他们对自身的不满与期待，她们又是男性写作者为自己架设的一架自我救赎的梯子，借助女性之躯跃出可能被吞噬或者沉沦到底的深渊，确认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鼓舞自己的革命信心，为革命的再起以及自我再度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寻求依据和力量”。再如本书对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伤逝》的分析，研究者将自己切换入女性主义立场，从作品中发现出了另一种内涵。著者认为，《伤逝》自我独白式的叙事方式，使得女性主人公子君成为一个被剥夺了言说能力的客体，一个在场的沉默者；而涓生的反省与忏悔却修改了自己给他人留下的自私卑怯的印象，重塑了男性主体高大完美的道德形象。可以说，这种结论对我们业已习惯的接受视野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有充分内在依据的独立创见。在《被建构的女性》一书中，此类让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可以说比比皆是。这种发现不仅仅是对以往文学史结论的补充和深化，更是将探究的目光深入到文学作品产生机制领域的更高层次的超越。 　　与立足于现代性和女性主义基本价值立场的全新发现相比，本书更突出的特点在于著者对研究对象那种“感同身受”的切身性，以及由此获得的一种学术研究的“在场感”。我们知道，文学研究如果仅仅凭借冷静睿智的理性进行客观考察，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主体与客体的隔膜，这样就很难体会到那种“灵魂的探险”带来的发现的颤栗与精神的狂喜。一名思路开阔而且眼光敏锐的女性研究者，在女性文学的研究上应该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因为作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相同性别者，可能更容易触摸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女作家那种内在的生命律动，更能体会到其人生历程中经历的生命奇景与生存困境――《被建构的女性》一书的著者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心心相印、息息相关，带来的是深入文学人物命运深层肌理的顿悟与体察，是对一个个虚构而又鲜活的纸上生命的灵魂触摸。比如，对萧红作品及其人物的精彩解读即是如此。几十年来，对其作品的国家民族主义解读在萧红研究中几乎是唯一的规则，民族兴亡的眼睛和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造成了对萧红作品的一个个阅读盲点。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