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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治村中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 要：我国基层社会有着乡贤治村的传统，时代需要赋予乡贤文化新的内涵和要求。新乡贤文化来源于传统又与传统相区别，历史任务也不同。目前学者们大多讨论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侧重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潜在问题，并试图对如何破解这些潜在问题提出可能的对策和建议。无论是积极倡导还是未雨绸缪，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农村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乡村治理；新乡贤；潜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21-02 　　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以乡贤为代表的精英治村方式由来已久。我国的基层治理现实正如熊彼得所说，大众民主并不现实，民主政治是由选举产生的精英而非人民掌握[1]。卢福营提出精英治理，即村级治理在村干部的主导和现代农村精英的广泛参与下运作，而普通村民影响力极低[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精英为代表的能人治社、精英治村、农村强人富人治村等治理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民主、自由与竞争的思想深入人心，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形成了多元精英共治。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许多乡村精英外流，人去地荒，留守老人与儿童问题日益突显，乡村逐渐空心化。为了弥补农村精英流失，国家出台大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政策引导农村人力资源回流，有的学者提出乡村治理资源重构理论，发动村中有能力的闲散人员，激活传统乡贤[3]。李利宏针对农村治理问题，提出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中除要挖掘、重构传统治理资源，重拾乡贤文化，更要培育新乡贤[4]。2016年两会，“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当下一个很热的词――“新乡贤文化”。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一节里，有这样的表述：“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5]新乡贤正式进入乡村治理的范畴。 　　本文认为无论是能人治村、强人治村、多元精英治村还是多元共治，其主体都是贤人，其本质都是为了弥补农民自治的先天不足，其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基层民主与自治，推进乡村向现代化转变。新乡贤包括仁者爱人、中正务实的干部，为富也仁、义利兼得的企业家，崇尚自由、厚道理性的知识分子，还有推己及人、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的普通人[5]。把新乡贤作为当前乡村治理的手段，具有多方位参与，适应农村治理环境，推动村民自治，公益性以及服务性，减少多元利益博弈带来的成本以及利益纷争，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精力建设农村等优点。众多学者在探讨乡村治理中新乡贤发挥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新乡贤尽管是乡村治理中一个新型的重要的群体，但我们更需要考虑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潜在问题，从而防患于未然。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潜在问题及可能的防范之策。 　　一、新乡贤治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乡贤的持续性问题 　　新乡贤熟知乡土，并对建设家乡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们捐款修桥、修路，打通了农村到城镇的经济命脉，方便村民们往来交流；通过所学的知识为村民们带来新知识与新资讯，开阔村民们的眼界，增长村民们的学识；利用其独到眼光帮助村民搭建创业平台，降低投资风险，保护村民利益；传播新技能和新技术，调动村民的积极性，鼓励村民们积极投入乡村建设。崇德向善是他们一切善行的内在动力以及精神支柱。新乡贤虽然是贤者，但也是普通人，一旦这种精神力量消失，新乡贤就很难全身心投入到农村治理中。另外，其继承者是否能具备相同的能力以及素质是关系到新乡贤在农村治理中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治理效果的关键因素。 　　（二）新乡贤治村以德治代替法治 　　新乡贤组织在处理乡民事务时，因为乡民对于情感的接受程度往往比对法律的接受程度要高，所以其很多时候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德为先、国法为据的准则处理矛盾。当乡民中发生一些合乎情理但又违法的事情时，乡贤可能会拿个人“权威”代替法律去做出判断，有可能导致新乡贤团体成为村庄矛盾纠纷的“判官”。这样一来，新乡贤的出现不仅没有节约治理成本，反而形成新组织，造成了治理负担。同时，虽然这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民的矛盾纠纷，但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与我国倡导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格格不入，长此以往乡村有可能变更为德治替代法治的社会。 　　（三）新乡贤与自治主体的身份冲突 　　周雪光指出，在基层自治这一模式中，中央政府放权，官僚体制收敛，而将更多的决策权、解决问题的能力转移给基层社会的自组织力量。这一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程度[6]。在今天的中国，基层自治正处于一个重新复苏、多方向探索的阶段。为了实现自治，首先要?碛幸桓銮坑辛Φ纳缁嶙灾巫橹?，这个自治组织的主体当然是广大村民。新乡贤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村民并影响村民学习进步，成为真正有能力、有思想、有眼光参与农村治理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