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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安乐死立法非必要性 　　摘 要 “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化这一争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从未停歇过。当2011年1月10日台湾地区初审通过其“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此问题再次回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处。然而从刑法根基中的人类欲求以及社会契约这两个方面来看，“安乐死”合法化是存在这弊端的，“安乐死”的立法制度化是非必要的。 　　关键词 安乐死 人类欲求 社会契约 　　文章编号 1008-5807（2011）03-057-02 　　2011年1月，台湾地区初审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根据该案，若病患有意愿执行“安乐死”，须遵循以下程序：先由两位医师确诊为不可治愈末期病人，且需自行签署意愿书；若已昏迷，则由最近亲属集体出具同意书代替。但“植物人”不适用该法规。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黄立认为此修正案的出台是“民间对此有修改的需求”，并且是“非常严格和审慎的”。 　　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然死亡法》，到2001年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再到如今台湾地区所颁布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当今的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基于所谓的“人道主义”等理念试图在“安乐死”立法方面期待有所突破。各学科的专家们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也是乐此不疲，赞成者反对者各有。赞同者认为： “安乐死”是维护病患的尊严减轻病患死亡前的痛苦的有效方法，是“尊严死”；人生而自由、独立，享有生命权，实施“安乐死”是人自由行使生命权的一种形式，不应当受到法律的规制等等。而本文将从人类的欲求包括病患本身的欲求、病患周围环境中的欲求以及社会契约理论两方面来阐述“安乐死”合法化的非必要性。 　　一、“安乐死”的含义、实践和立法发展状况 　　“安乐死”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幸福”的死亡。在现代，“安乐死”一般被定义为“基于受到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激烈的痛苦，且处于濒临死亡状态的患者的意愿，为了除去其肉体的痛苦而使其死亡的情况” 。主要分为两类：一为积极的安乐死，指病人被采取积极的措施促使其结束生命；另一为消极的安乐死，指的是不给予或者放弃对病人的治疗而任其死亡。台湾地区的此次修正案主要是承认了消极安乐死的层面上安乐死的合法性。 　　我国的第一例“安乐死”的案件发生于1986年的陕西汉中市。事后该案的两名涉案人（包括医生及患者的儿子）被陕西省汉中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最终在1992年被无罪释放。判决中无罪的理由是：被告人所注射的药物并非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因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所以，“安乐死”在我国并不因此而具有合法的依据。司法实务中，“安乐死”通常被认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种明确禁止的犯罪行为。而在立法方面， 我国寻求“安乐死”的立法之路始于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严仁英、胡亚美两位代表在全国人大提出的安乐死议案。但是即便二十几年过去，“安乐死”仍未提上我国的立法议程。而在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但由于涉及到生命权，各国态度都比较谨慎，世界上第一个使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通常认为荷兰，其于2001年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有关医疗刑法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认为 ，荷兰并没有规定安乐死是合法的，只是说安乐死要符合哪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荷兰的这一法律，医生对一个人按照严格的程序实施安乐死之后，必须把病历、死因报告单等资料提交验尸官，再交给市政委员会，如果后者认为这种死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则可免于追究，如果认为不符合，则要交给检察官来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其实几乎没有医生敢轻易实施安乐死，因为他不知道最终的审验结果会是什么样。因此他认为，“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对安乐死合法化。”倘若各国各地区的安乐死法案都如梁根林教授所阐述，事实上全世界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合法化，那么只能说类似如这种立法是无法达到其立法初衷的，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是一种不必要的行为。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人类欲求之下“安乐死”的弊端 　　人的欲求，不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期，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 “安乐死”处在人的欲求笼罩之下存在着两方面的弊端。 　　首先，从接受“安乐死”患者的角度来看。求生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欲求。这种欲求是无法灭除的。因此，面对“安乐死”，患者的真实意愿不能够得到很好的反映，他们经常或基于不想给自己的亲属带来承重的负担，或基于一时间无法承受病痛所带来的痛苦而做出决定，但是其对生命的贪求、对死的恐惧并未因此而真正磨灭。合法化“安乐死”，将借助他人力量的死亡的手段置于病患的可触之地是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