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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新博弈分析 　　[摘　要]政府创新本质上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通过利益主体博弈，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形成的新的契约格局。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博弈工具动态地分析在制度创新中三种参与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可以发现可能的博弈结果――地方政府的伪创新。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要从改善博弈的策略环境和规范及改进地方政府自身入手。 　　[关键词]政府创新；博弈；伪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5-0008-04 　　 　　随着我国转轨时期经济改革渐进模式的成功，我国的制度创新环境日渐宽松，有着外在环境与内在需求的地方政府创新担当起了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政府创新是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现实的挑战而进行的政府行政的新方法、新模式的探索，其目的在于发掘潜在利润，实现制度均衡，增进社会总福利。然而在政府创新的热潮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政府创新本质上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通过利益主体博弈，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形成新的契约格局，因此制度变迁过程中各利益主体博弈下的政府创新并非总是呈正效应，博弈的产物政府创新的制度产品也并非总是公益性，本文意在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博弈工具动态地分析在制度创新中三种参与力量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进而得出可能的博弈结果，并以此为切入点找出规范政府创新的策略需求，以规范政府创新行为。 　　 　　一、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性选择代理人 　　 　　制度创新的基本动因是潜在利润的存在，其过程是通过制度创新将外在利润内部化，由制度不均衡走向制度均衡。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利益主体是追求社会总产出和租金最大化的中央政府，上有中央政府主导，下有个体利益需求要求并且具有自身利益的地方政府和发现潜在利润有利益实现要求的微观主体三个博弈参与者，这样就形成了三维互动的利益博弈格局，而在这个博弈格局中由于外在条件与内部优势的共同作用，地方政府成为三种参与者在制度创新中的理性选择代理人，也就成为博弈的主线力量。 　　首先，地方政府的主线地位是两维博弈的理性选择。作为制度变迁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和主导因素的中央政府追求理性的最大化，即在社会总产出和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双重目标驱动下，通过发展经济，保持稳定来降低交易费用约束和竞争约束，尽可能持久地维持政权的稳定性。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度变迁上更理性和具有保守倾向，其制度选择与安排是一种典型的“博弈均衡”。同时由于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定性，存在着制度供给过剩导致的低效性、搭便车现象、制度破坏性大、社会震荡大、风险大的缺陷。这些都限制了其主动的制度创新要求。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微观主体，具有追求机会的自由、发现潜在利润的敏感性和制度创新的需求。但由于微观主体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与中央政府谈判争取制度供给和自主实施新制度的成本约束和与中央政府反映制度需求的渠道缺乏，加之广泛的搭便车心理，使微观主体难以将强烈的制度需求愿望转化为制度创新的集体行动，难以成为制度创新的“第―行动集团”。因此，仅有中央政府与微观主体两极的二维博弈，很难实现潜在的帕累托改进的纳什均衡，中央政府需要一个低成本低风险的经验积累和传递中介，并组织实施制度供给，微观主体也渴求―个反映他们制度创新要求的组织代表。而地方政府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经济政治管理权，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同时有一定的实力成为沟通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他“有可能突破权力中心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权力中心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之间达成一致，化解‘诺斯’悖论。”地方政府就成为中央政府、微观主体在制度创新中的理性选择代理人。并形成了这样一种有别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中间扩散式制度变迁方式”。 　　其次，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具有内在优势。在创新制度内容设定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更了解制度资源的状况和微观主体的需求，同时，也受到来自微观主体要求实现潜在利益的更大、更直接的压力，因此地方政府的创新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充分开发和利用制度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新旧制度协调上，由于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之间具有较强的利益相关性，同时地方政府体制内创新必然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控制和考虑到中央政府的最终认可，因此地方政府创新选择的制度规则会兼顾地方实际情况和国家总体制度体系，能够较好地解决新旧制度安排之间的冲突，使得制度体系的协调更新有着激励兼容的可能；最后在创新制度的改进上，由于地方政府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制度的具体实施者，可以灵活变通，随时根据创新实施的具体情况对既有制度作出改进，更容易形成强制性需求回应性制度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