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离与英语国家中国戏曲研究.docVIP

文化距离与英语国家中国戏曲研究 　　摘要：英语国家对中国戏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从意图、文化距离两个角度进行探视。英语国家的学者所处的文化历史语境，所具有学术传统和审视角度，都决定了其戏曲研究有其自身先天不足之处，同时也定会有能够填补我们国内研究空白之处。深入分析和认识文化距离、当事者和观察者之间的交互联系，能够使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和借鉴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从而不断拓宽中国戏曲研究领域。 　　关键词：国外中国戏曲研究； 文化距离； 隔与不隔 　　中图分类号：I2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08－0155－03 　　 　　一、 英语国家戏曲研究的历史文化语境 　　在20世纪上半叶，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在戏曲研究方面有了较大提高，出现了一批有关戏曲的书籍。这些书籍在保存原始资料方面仍是有着相当大价值的，如对当时京剧、昆剧及其表演规则、演出习俗仪式等方面的描绘就很重要，因为其中有的仪式和习俗后来逐渐消失或改变，我们若要了解原貌，就需要参考这些记述。某些学者提出“战后新起的汉学家几乎从来不以任何方式（包括批评）征引这类书籍，足以说明它们完全不属于严肃的学术研究”，[1]笔者认为这种评价并不符合事实，例如阿灵顿的书在戏曲开场戏方面的记述被西方学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而多次引用。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英语国家的戏曲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这与研究领域的拓宽不无关系。西方汉学界力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的倾向日益增强，研究范围也较旧汉学为宽。[2] 　　英语国家的戏曲研究，按照研究者的分布，可以看出多数研究者来自美国，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研究者相对要少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在二战后，欧洲百废待兴，元气大伤，而美国则成为欧洲的救世主，更成为史无前例的世界超级强国。世界各国包括欧洲的精英人才竞相涌入美国，西方汉学的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使美国一跃成为戏曲研究的重地。[3]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政府和民间大力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这是使美国成为中国戏曲研究重镇的主要原因。 　　与中美关系相比，20世纪中英关系的重要性在逐步下降。英国政府决策偏于实用，因而出自财政上的考虑就削减了对中国研究的支持。英国政府多次委托专门委员会调查与估价汉学的教学与研究满足商业与外交上的需要的情况，每次调查结论都对汉学发展不利。认为汉学研究供大于求，政府没有必要再扩大对汉学的支持。由于英国政府对汉学研究不重视，英国的汉学研究全面落后于其他欧美国家。[4] 　　 　　二、 英语国家戏曲研究的评析 　　对于英语国家的汉学家和华裔学者来说，研究戏曲必须面对文化差异这个事实。这一差异引出下面的问题：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深入理解生活在远离他们的文化或时期的戏曲文本的意图结构。无论是研究戏曲的形态还是戏曲文本的解读，都涉及“意图”这一概念。 　　“意图”的内涵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目的”或“功能”，其指称意义与英国文化史家和批评家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意图理论中的界定更为接近。[5]巴克森德尔曾对绘画的意图性视觉旨趣进行分析。就实质而言，戏曲创作也是人造物，其背后存在意图性，这一点与绘画并无二致。这种观察视觉所决定的“意图性”，其实质就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作主体的特定文化和文化距离。 　　同在绘画评价中一样，只要我们严肃地假定存在文化距离，就很可能会假定认识和思考素质中存在着基本差异：我们会设想戏曲作家和当时的观众领悟和考虑戏曲的方式都与西方的汉学家不同，因为他们的文化使他们具备了不同的认知经验、技巧和不同的概念结构。但诚如巴克森德尔所言，文化并不把统一的认知与思考的装备强加于个人。在任何时候，戏曲家也都具有特殊的职业观看方式。显然，这在戏曲创作中同样也起着强大的作用。这种共有的职业文化也促进不同的戏曲家在某些认识上的共同取向的发展。在一种文化中生活，在其中成长并学会生存，使我们受到特殊的知觉训练，从而赋予我们辨别的习惯与技巧，由此影响我们处理感觉提供给心灵的新材料的方式。这说明，一种文化提供了一种技巧，形成一些理性的规则或惯例，但个人决定是否采用这种惯例和技巧。一些戏曲家在其作品中显示了该文化的这种成分，他与他的观众都具备和西方汉学家不同的知识和素养，但是也有一些戏曲家却并不这么做。从文化上看，关于戏曲家戏曲创作目的的假定、创作的知觉技巧与气质、甚至他们关于创作动因和终极原因与意图本身的见解都可能不同于西方汉学家。那么西方汉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功地重构和还原戏曲艺术的本真创作意图呢？ 　　西方汉学家对戏曲文化的了解程度，是沟通和区分当事者的理解和观察者的理解的主要途径。意图本身不是目的，应把它当作更敏锐地领悟文本的手段，考虑意图的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