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学对教育史学方法论启示.docVIP

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学对教育史学方法论启示 　　摘要：20世纪末，西方史学发生了从社会史学到新文化史学的文化转向，历史研究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了社会的文化史，文化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中心，新文化史引领了史学研究的潮流。其研究范式具有底层立场、文化解释、微观视角、跨学科视野与方法、多元史料观及回归叙事史等特征，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为与历史研究有深切渊源的教育史研究，可以从教育史观的更新、研究视角的转换、问题教育史学和跨学科方法的倡导、史料的多元化以及叙事教育史书写等方面，对教育史研究史进行方法论的反思，希冀走出教育史学的“学术危机”。 　　关键词：学术危机；教育史学；新文化史学；文化转向；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529；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2-0104-08 　　近百年来，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恢复以来，教育史研究立足于挖掘和总结传统教育经验，推出了大批研究成果，在汲取历史智慧促进教育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教育史学的“学术危机”，“教育史学科多年来停留在平面的增长，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革新”，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忽视对教育历史现象的哲理探讨”[1]。因此，加强教育史学方法论的反思是教育史学的当务之急。新文化史学积极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范式，成功地走出了历史学的危机，其底层立场、文化的解释、微视角、跨学科视野与方法、多元史料观及回归叙事史等学术特征，对于教育史研究走出学术困局而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本研究旨在从教育史观的更新、研究视角的转换、问题教育史学和跨学科方法的倡导、史料的多元化以及叙事教育史书写等方面，对教育史研究史进行方法论的系统反思，以期走出教育史学的学术危机。 　　一 　　历史观是研究者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历史观一旦形成，将对研究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历史研究的创新往往是从历史观的反思开始的，新文化史即是在不断反思科学主义历史观的学术背景下创生的。 　　自19世纪末以来，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历史研究走向了实证主义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代表了史学的潮流，其研究范式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历史学家以通过客观的研究寻求历史规律为己任。60年代末以后，这种研究范式越来越引起一些历史学家的批评。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吸纳了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创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引发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被欧美国家的史学界称为“新文化史”或“新社会史”，在我国则被称为“社会文化史”[2]。历史研究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了社会的文化史，文化史成为史学家研究的中心。在新文化史学家看来，文化其本质是一种符号，具有其独立性。文化不仅不是由经济社会决定的，反之，社会和经济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实体也是被文化所创造的，并在文化的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3]。至此，文化摆脱了被动和从属的地位成为独立的领域。新文化史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旨在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樊篱，通过对民众史的关注和研究来解决社会史和日常生活相脱节的问题。 　　作为教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科学主义史学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教育史研究，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史研究还长期受唯物史观一元化历史观的制约。教育史学要想走出研究的困局，当务之急是对教育史观进行反思与更新，借鉴新文化史的人文主义史学取向，将学术追求从客观教育规律的科学主义转向教育历史的人文主?x。 　　首先，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对教育史观进行再认识，其中包括历史观的再认识和文化观的再认识两个方面。在历史观方面，传统教育史观拘泥于阶级分析法，往往忽视了对教育人物及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度分析，导致教育史研究范式的单一化和研究过程的简单化，因此，有必要借鉴后现代史观和文化史观的视角对教育史观进行更新。在文化观方面，以往的社会决定论把文化作为历史的被动物而存在，忽视了文化的自在性和能动性；而新文化观则强调文化的独立性，甚至还认为文化具有塑造社会的能力，因此注重对各种符号、象征和仪式等进行“文化的解释”。借鉴新文化史对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认识思路，不仅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史学的抽象性，而且还有利于超越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文化人类学视角和方法的运用可以弥补教育史研究“分析不足”的软肋，提升教育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其次，教育史观的更新还必须重新考量研究主体的价值问题。在客观主义教育史研究时代，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抛弃研究主体的意识和价值追求，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不仅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历史”，而且教育史研究者自身也是具有价值倾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