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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视域中中国国家起源研究 　　摘要：中国的国家起源，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国家起源的过程与原有的家族－宗族组织结构相融合，表现出一种“血地一体，家国同构”的特点；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国家起源体现出明显的“礼治”特点和“神道设教”的现实主义政治基调。 　　关键词：政治哲学；中国；国家起源 　　中图分类号：Ｂ2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6－0026－04 　　 　　国家起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早在1884年，恩格斯就根据马克思遗留的晚年笔记，写就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起源理论的基本原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看，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形成，既是“人与自然”关系，也是“人与人”关系调整的结果。中国的国家起源，无论是在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层面，还是在体现“人与人”关系的政治制度层面，抑或在意识形态层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 　　 　　一、中国国家起源的生态前提 　　 　　国际学术界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大都会涉及国家起源问题，而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人与人”的关系展开。对于国家起源的自然生态前提，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关注不够，尚须拓展。中国的国家起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出明显的连续性特征。 　　中国古代国家诞生于人和自然关系紧张的历史时代，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也就成了国家职能的重要方面。根据《逸周书》的记载，从五帝时代开始，维护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保护生态环境是统治者仁德仁政的基本要求。五帝时代中处于国家萌芽因素阶段的黄帝，终结刀耕火种的炎帝，奠定了一种“则天象物”的生存智慧。《荀子?王制》中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可谓原始形态的行政生态伦理学，而历史文献中关于“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记载则提供了反面例证。 　　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的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提出国家起源有东西方两种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连续性模式和以两河流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突破性模式。世界文明史上的原创国家文明中，处于西方文明区系的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唯独东方文明区系的国家文明延续不断。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还在于两种文明中国家起源的模式有根本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起源模式是连续性的，重要的特征是从野蛮到文明是通过人与人关系的改变来完成，史前社会的许多因素被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的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以苏美尔文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起源模式是突破性的，重要特征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其文明的进步是通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造成一种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突破来完成。 　　东西方国家起源模式的不同，集中体现为宇宙观的不同。中国古代文明的宇宙观，是一种整体性的宇宙观。牟复礼（Ｆ．Ｗ．Ｍｏｔｅ）认为，“真正中国的宇宙起源论是一种有机物性的程序的起源论，就是说整个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它们全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一个自发自生的生命程序之中互相作用”①。在这种宇宙观指导下，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中，“天人合一”占据中心地位。西方文明的宇宙观却截然不同。柯林?伦福儒（Ｋｏｌｉｎ Ｒｅｎｆｒｅｗ）这样描绘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文明的成长程序看做是人类在逐渐创造一个比较大而且复杂的环境：这不但表现在对生态系统之中范围较广的自然资源的越来越厉害的利用，而且在社会和精神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环境，他造成了这个环境以将他自己与那原始的自然环境本身隔离开来。”② 伦福儒的定义涉及到一个西方文明在宇宙观上的核心特征，即人类踏进国家社会的门槛时，他就离开了他先前与他的动植物朋友们共同生活的那个自然的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利用技术手段制造出许多人工器物，将自己围绕起来并与其他的动植物朋友分开，使自己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显而易见，这种西方式的文明与东方式的文明存在根本不同：东方文明是连续性文明，其先民在迈向国家社会时，保有了天与地，人与自然万物的连续。而西方文明却是突破性文明，其先民在迈向文明时，突破了天与地，人与万物的和谐，将自己置于一个更高的，却是虚幻的生存境遇。这种突破性的西方文明，在宇宙观和价值观上营造出人类高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