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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评价理念与实践对抗和出路 　　一、学校场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寻 　　受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文化在教育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国外有很多词来定义,如文化回应(Culturally 　　responsive)、文化敏感性(cultrally sensitive)、文化扎根(Culture rooted)等等,它们都表达了共同的精神:尊重文化在教育管理活动中的影响。学校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缩影,目前,我国大量的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引自西方国家,因此思考和探索我国传统文化在学校背景下对学校管理活动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目前,在分析文化时,国外和香港的学者多引用的是霍夫斯泰德(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理论(Cultural Dimensions):权力距离、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男性化和女性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和短期目标。[1]本文也将使用这五个维度来厘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学校文化的特点。 　　(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主要是指组织中权力较小的成员所期望和能接受的权力不平等分布的程度。程度越高,权力距离越大。根据霍夫斯泰德的调查,中国社会是权力距离指数相当高的国家。这符合传统中国文化的特征。受儒家等级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的稳定性建立在人们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双方相互义务的制约。学校领域则明显地表现为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以及师生之间二元关系的权力分布。由于对权力权威的容忍度很高,教师对上级缺乏表意权。师生之间,学生对教师也缺乏话语权。因此,学校中的沟通大多时候是单向的,而不是互动的。 　　(二)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不确定性规避指的是组织成员对于不确定性和未知情况感受到的受威胁程度。受相互之间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的不确定性指数较低,成员更加适应工作中模棱两可的规章制度而不是具体的、明确的指令依赖。因为模棱两可的规章制度往往能满足他们对于稳定和安全性的需要,让他们在弹性的工作环境中如鱼得水。但是中国的企业和学校不同,学校作为松散组织受文化的影响更大,教师作为知识劳动者,对组织制度弹性的需求也更加强烈。 　　(三)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个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而集体主义社会,从出生起人与人之间就紧密联系,推崇成员之间的和谐文化,个人感情要服从于团队的整体利益。保全面子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至关重要。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是一个明显的集体主义取向的社会。但是中国的集体主义取向在市场经济下有所转变,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对组织文化起着双重的影响。比如在学校中,教师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孤立文化,他们之间缺乏合作学习的传统。但是在面子文化下,每个人又不惜代价地保全自己的面子,维持组织关系的和谐。大家不愿意在轻易发表意见时失去面子,或者使别人没有面子。中国有句古话“三思而后行”,因此他们往往避免批评同事。 　　(四)长期和短期目标(short-term time orientation versus long-term time orientation) 　　短期的目标注重的是组织的过去和现在,人们尊重传统,保护“面子”,履行社会义务,此时此地才是最重要的。而长期取向的文化关注未来,重视节俭和毅力,接受缓慢的成果,考虑人们的行为如何影响后代。霍夫斯泰德把长期目标定义为单一时间习惯的(monochromic),把短期目标定义为多重时间习惯的(Polychromic)。单一时间习惯的文化认为时间的节省、浪费、停留、损失都是可以看到的;多重时间习惯则强调以比遵循时间表更多的方式来完成人类的交易,强调关系和时间前后的连续性,人们把关系看重于时间安排,把社交关系活动混淆于工具化、基于任务的行动。中国社会文化富于高度的灵活性而缺乏正式的安排,尽管这有的时候会影响组织的效率。 　　(五)刚性和柔性化(Masculinity/Feminimity) 　　在中国社会中,男性是社会的代表,被认为是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感;而女性则更多地表现出谦逊、温柔、注重生活质量。霍夫斯兰德的研究中,中国大陆侧重于刚性的社会,强调女子“三从四德”,即使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地位不断提高,但是女性和男性相比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学校教材的女性角色往往是在家庭中从事传统的工作,或者担任护士、教师等职务。而男性更多的是领导者、科学家等。”[1]因此,女性很难对男性在工作中施加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与学校教师评价的对抗 　　教师评价的实施要基于对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理解,文化作为评价的一个外部因素对于教师评价的塑造和操作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