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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醉驾入刑之问题的思考 一、醉驾入刑的主要原因 　　 面对频发的醉驾惨案和醉驾治理的乏力，人们普遍呼吁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予以规制。审视我国现行治理模式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笔者以为，醉驾入刑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随着我国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增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频繁发生，业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醉驾行为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比率一直居高不下。有关醉驾所导致的恶性交通事件，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报端。 笔者认为，导致醉驾肆行的主要原因普通人用餐喝酒、感情交流自是常态;公款喝酒宴请，宾朋满座，把酒言欢也成普遍现象;生意场上日日笙歌更是司空见惯。 行政处罚过低、执法手段失范和不力，导致大量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和惩戒。行政执法中，违法成本过低，难以惩戒和震慑不法人员。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国外对此处罚如韩国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万韩元以下罚金。而且现实中，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现象突出，人情车、特权车大量存在，执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都有待商榷。 刑事立法的相对滞后，我国对于醉驾导致其他犯罪的，有相应的规定，但对于醉驾行为本身，并未规定单独的刑罚。尽管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醉驾的惩治，有行政和刑事等方面的规制措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醉驾行为作出了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刑法则从交通肇事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这一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作出了不同幅度的刑罚规定;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也对醉驾者规定诸多不利后果。就目前情况看，我国针对醉驾行为的控制制度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对比较完善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从公权力执法层面看，滥用职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屡有发生，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公信力和威慑性;从醉驾者个人角度看，在当前法律意识仍有待加强，生命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漠视他人和自身生命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切导致醉驾不仅屡禁不止，且呈日趋高发的态势，即使在公安部多次开展“醉酒驾驶整治行动”和“醉驾入刑”已进入争议白热化状态的过程时，仍不断发生诸如“河北大学校园醉驾致大学生死亡”，“谷青阳醉驾致四少年死亡”的诸多惨剧，同时还发生了“交警向权贵者下跪”、“‘我叔是金国友’之辈殴打交警”等践踏法律的丑剧。在法律缺乏被信仰，滥用公权力和公权力介入不当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有关现行控制模式有效性的论断，都将变得苍白无力和让公众不屑、不耻。 　　在我国刑法思想史上，历来强调的是刑罚的威慑功能，主张以重刑惩治犯罪，从而实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的观点非常多见。先秦时期法家著名思想家李斯即主张严刑峻法，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甚至主张通过重刑来消除犯罪，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这一目的。在法家的思想里，刑罚并非是专门为了惩罚犯罪的人而设置的。 　　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惩治犯罪，达到杀鸡骇猴、杀一儆百的效果，威吓社会上那些有犯罪思想的人，从而达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与法家不同的是，儒家强调“德主刑辅”，重视伦理与道德的融合，在设置刑罚的过程中，重视犯人的内心动机，强调刑罚的教育和感化作用，主张通过厚德以挽救教育犯罪人，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特殊预防，同时，儒家也强调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即所谓的“防患于未然”。这种传统不仅对我国刑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对公众的刑法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当一种犯罪现象产生和数量不断增长的时候，立法者、法学家和公众通常想到的是刑法典或新的惩戒性法令，会想到这种容易但易引起错觉的补救方法。醉驾入刑，固然对遏制醉驾行为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难免具有使人们觉得国家规避了自己的责任，籍希望采取一劳永逸的手段，而忽视尽管更困难但更有效的预防性和社会性的补救方法的嫌疑。 　从公安部布置开展整治醉驾行动以来，各地相继查处了大量的醉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从公安部布置开展整治醉驾行动以来，各地相继查处了大量的醉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恶性案件，血淋淋的惨案一再证明，醉驾对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伤害。及时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刑法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醉驾入刑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的终极价值。也只有刑罚这剂猛药才能敲响警钟，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醉驾者。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醉驾行为主体一般都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当然这也是驾车人取得驾照的资格要求，驾车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却没有有效控制，这也是“醉驾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另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醉酒后人的意识和自控能力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但不能因为醉酒导致能力受限而影响其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