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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责任宏观分析 　　摘要： 政府承担责任是其公权属性及其“权责一致”运行原则的逻辑必然。政府责任的产生具有内生与外生的双向特点，其责任属性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二元区分。对于积极性责任而言，政府责任范围涉及域外与域内两个场域，其动力源泉在于内在道德机制与外在强力机制的功效发挥，其责任践履结果有待合民意性与合效能性的两维校验。 　　关键词：政府责任； 责任发源； 责任范围 　　中图分类号： D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1)05-0018-05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政府责任问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等四维视角[1]。正由于学者们所秉持的理论视角不同，加之他们知识背景与学术训练的差异，直接造成政府责任研究过程中的歧见纷纭[2]。为还原政府责任的价值本真，本文立足宏观分析的框架，期冀对政府责任（尤其是政府积极责任）的体貌特征作一全景式的描摹和透视。 　　一、 责任根据：政府公权属性与权责 　　一致原则的逻辑必然 　　探讨责任根据，求解的是政府为什么要承担责任的问题。政府承担责任是由其公权属性以及公权运行的“权责一致”原则所决定的。政府拥有的公共权力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是满足公共需要的权力；二是公共同意所产生的权力[3]。第一个特征表征着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应以满足公众的需求为依归。由此，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政府，就具有了回应民众需求的责任和义务。循此逻辑，政府履行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强弱以及满足民意的程度高低即为维持与存续政府合法性的度量标尺。第二个特征诠释了政府权力的渊源。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政治公理。人民之所以不亲政而是授权于政府，乃是因为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在近代以来国家意义上的推行存在着难以破解的双重困境：规模与效率困境。因而，直接民主常为人所诟病。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景[4]。在人民无法亲政的窘境下，代议民主便成了直接民主的替代选择。至此，公共权力出现了“两权分离”的格局：“所有权”归人民，人民拥有至上性的主权；“经营权”归政府，政府行使蕴含强制力量的执行权。由是定格了政府权力继受的政治法则：政府的权力源自人民的让渡与授予，相反，“不是授予，即为僭取”。因而，作为受托人的政府，必然要向作为委托人的人民及其代议机关履行一定的职责与义务。人民向政府委托权力，并非没有设防――在没有任何约束的前提下，一旦政府获致权力，便难以防范政府诸多的恶意行为。于是，人民通过与政府缔结契约的方式规约政府权力的运行。一般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对价性是契约精神的核心体现，及于政府与民众签署的社会契约而言，这一核心价值的体现便是权责一致原则，即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进一步说，拥有权力的大小与承担责任的轻重成正比。反之，不允许政府只享用权力却不担负义务的权责失衡现象的发生，更是绝对不允许政府存在以权诿过或规避责罚的现象。如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便可行使曾如洛克所言的“革命权利”，因为，作为契约的一方――政府，违背了“权责一致”的在先约定。 　　二、 责任向度：外生性责任与 　　内生性责任的双向发源 　　剖析责任向度，回答的是政府责任源自哪里与如何发生的问题。责任原本是一个关系概念，因而要探究政府责任的向度，则应回归到生成政府责任的特定关系中进行把握和理解。假使对政府责任关系的结构按内在与外在两个单元进行区隔的话，外在关系意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内在关系则指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由于在一个给定的关系机结构中，关系主体按既定的规则行事，意味着对关系本身的尊重与强化，反之，则是对关系的削弱与破坏。因此，出于固化主权者与治权者的关系结构，外在关系要求政府基于权力授予的本质，积极回应外部社会植入政府体系的各种需求，由此生发政府体系的外生性责任；出于因应外部社会需求的压力以及公共权力良序运转的目的，内在关系势必构筑行政系统内部的确保权力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与制度规范，由此产生政府体系的内生性责任。 　　外生性责任是外部社会植入政府体内而形成的。恩格斯在讲到国家产生时说，国家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5]。可见，作为国家表征的政府，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地肩负着协调矛盾、克服动荡与稳定秩序的社会使命。政府执掌的公共权力具有公共性与特殊性[6]双重特性，使政府衍生出“双面人”的特征：一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面孔；一是增进社会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