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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学研究路径更替从社会到国家 　　摘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状态素来为政治学界所关注，并催生出了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两种核心研究路径。国家――合法掌控并动用强制暴力机器――无疑是重要概念，但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有意识、有目的地无视“国家”的存在，仅仅视其为实践相关利益群体（利益集团）诉求的工具。在缺乏自主性的前提下，“国家”的一切行动均得以被还原至社会并予以解释。然则峰回路转，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卷土重来，其核心逻辑在于突出强调国家拥有“自主意识”，导致相关行为未必能够从“社会情境”中还原并得以解释。 　　关键词：政治科学；社会；国家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5-0074-08 　　一、“国家”的概念与功能 　　中国政治学界习惯于将Nation、Country、State三词均直译为“国家”。若回归其英文原义则可知“国家”内涵与外延均存在显著差异。Nation具备两方面含义：一是指代由相近的种族、民族、族群抑或文化背景的人所构成的大集团；二是指代国家①。Country指代由皇帝、国王、总统、总理等领导下的政权体系所掌握与控制的领土范畴与地域空间②。State指代建立在特定领土空间之上的主权性政治组织③。根据上述词义辨识，“国家”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对应三大内涵：特定地域空间之上的人及其群体；相应的领土范围与地理空间；合法掌控暴力机器（或工具、手段）的主权性政治实体。 　　罗杰?本杰明（Roger Benjamin）与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指出，不妨从下述四方面来解读国家的内涵：第一，国家是政府；第二，国家是一个拥有连贯性的公共官僚或者行政机关以及制度化的合法秩序；第三，国家是一个统治阶级；第四，国家是一整套规范性命令[1]（pp.48）。 　　莱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亦强调：“国家是把政治的动力组织起来并使之形式化的机构，它包括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它是结构化的关系网络……国家包含另一个更狭窄的概念――政府，后者意味着握有官方职权的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2]（pp.4243）上述概念虽然在侧重点上大相径庭，但都或多或少地秉持了“韦伯路径”――视国家为在特定的疆域范畴以内，由政府官员所构成的合法握有暴力机关的垄断性机构[3]（p.217）。 　　本文的“国家”指称合法的暴力垄断机关以及操持相关权柄的“政治人”（或“行政人”）。唯有垄断合法的暴力机器，国家方能享有强制提取各种资源的“政治能量”，因为国家的统治与生俱来地蕴含着调度与配置其统治边界以内的诸种资源的权力。国家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处在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过渡处”，是连接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看门人（跳板）[4]（p.564）。“边界线”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国家不得不同时面临来自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双重安全威胁，顾此失彼的“安全困境”导致国家深陷于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二元夹缝”之中，为了生存并获得发展而主动与别国展开竞争[5]（p.8）。 　　凭借合法垄断暴力机器而存在的“国家”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呢？遵照麦克?曼（Michael Mann）的研究，大体可提炼为四方面。第一，维护国内稳定与秩序。国家以暴力机器为后盾依法对社会秩序予以规范，确保其维持在安全稳定的底线之内。第二，国防功能。国家无时无刻都面临着源于无序状态的国际社会所造成的持之以恒的安全威胁，出于生存的本能，国家必须动员一切国防资源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与维系。第三，维护诸如铁路、公路、桥梁、隧道、通信体系、货币、度量衡、市场机制等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从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看，唯有在相应领土疆域之内实现最大程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方能具备供给绝大多数交通基础设施的“物质能量”，换言之，单纯依赖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予以调节与配置的思路完全行不通。第四，再分配经济剩余。它是指在不同性别、地区、民族与阶级等社会集团之间进行稀缺性资源的权威分配，以暴力工具为后盾，国家凭借财税机关向社会提取各种各样的经济资源，并通过相关职能部门从事再分配。随着国家幅员的渐趋膨胀，特别是以福利国家的出现为“拐点”，国家的经济再分配功能变得越来越凸显[6]（pp.120121）。 　　在历史情境与现实场景之中，交换与强制是个人与组织摄取资源的两大基本手段，尤以国家与生俱来的强制手段最为简捷高效。基于此，具备高度零和博弈性、以合法的强制性暴力工具为依托的“国家政权”沦为诸多社会集团从事“政治锦标赛”的“竞技场”。尽管诸多理论框架针对“国家”的解读大相径庭，但大致围绕以社会为中心与以国家为中心两大路径搭建逻辑序列：前者主张“国家”能够被还原到社会，国家行为是社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