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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再造互联网图景下公共服务机制研究 　　摘 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以说是互联网进入人类生活以来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互联网+”所带来的无穷可能性也对政府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简单的行政服务模式应迅速实现向数字化行政方向的转变，政府亟待培养出一批兼具信息技术处理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用以营造出一种公平公正的网络创业环境，打造一条无缝隙的政府网络服务链。但是这一服务链的延伸并非没有长度的限制，对于现今网店销售还未能触及到门店销售的状况，政府应注意保护门店这种传统销售方式，推动“互联网+”与传统销售模式相结合，以实现在未来网络线上销售与实体店线下销售联动发展的网络创业新格局。 　　关键词：“互联网+”；政府公共服务；网络创业 　　中图分类号：G91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0-20 　　互联网进程的出现将人与人的交流带入了一个虚拟空间，人们在享受着这一空间运营所带来的高效率信息化的同时，却也饱尝这种虚拟化所带来的信息失真、网络市场无序等问题的困扰。正如Jacques Ellul所说：“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其代价的， 每项技术都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但纵观人类发展史，对人类基本生存需求方式带来最大影响与改变的是农工时代，而影响着人类世界观、价值观产生重大变化的则是信息时代。信息化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同时，也影响着政府的公共服务模式。所以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对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提出更高层次的挑战。 　　我们的政府公共服务在经历了从以统治为中心到以管理为中心乃至于今天向服务行政的转变后，可以说是从主客体意义上经历了重要变化。但是仅仅从主客体意识上进行转变仍旧是不够的，当前的政府公共服务要想适应“互联网+”图景下的大背景，必须要实现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良性互动。 　　一、“互联网+”：对政府服务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一词早已不再新鲜，但此次在互联网后面所添加的“+”却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李克强总理在最初提出“互联网+”的概念时所强调的便是要以互联网为载体，搞活线上和线下的新兴消费，这一决策的提出无疑为网络创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得人们基于地缘和业缘意义上所建立的这种社交联系被一再打破，而更多地被网络上这种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信仰所建立起来的“圈子”“讨论组”“联系群”所替代，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退出或进入某一社交网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显示出某种弱质性的联系。但这也许并非坏事，在某些学者看来：“弱联系比强联系更能提供独一无二的信息，因为人们的弱联系比强联系要广泛。”正是这种弱联系的存在使得人们不再受某一社交圈或社会关系网络的捆绑，在互联网上可以按照自身的偏好有选择性地输入或输出个人认为有价值的讯息。这种弱联系使得网络产品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得到大规模的传播和推广，大大降低了传统销售模式中运用于产品宣传和推销的成本。 　　与此同时，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免费且海量的信息资源库，这一信息库的存在可以极大地改善单个人的有限理性，帮助创客们进行敏锐的网络市场定位与投资。总之，这些互联网所独具的优势，使得网络创业一跃成为大众创业时代下的宠儿。 　　但是通过对这种网络创业模式的溯源发现，这一模式并非是“互联网+”图景下所衍生出来的新模式。“早在1993年，美国总统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一词后，网络销售便开始萌芽。继此，我国在1997年开始对网络发展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最终情况却不容乐观，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子商务平台，加之当时中国网络环境不是太标准，最终导致出现‘互联网泡沫’。但是随着电子商务技术以及平台的不断完善，‘网店’的出现，特别是淘宝网的大热拯救了这一困境。”[2] 　　随着“互联网+”模式的推广，更是带来了规模性的网络创业模式――淘宝村。有统计显示，截止2014年年底，我国业已认定的“淘宝村”已达67个。这种草根创业的典范突破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为农村提供了在当地就业的更多机会，减少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极大缓解了留守儿童和空巢家庭的问题。但是在这一美好发展图景的背后，却也隐藏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由于“淘宝村”所处的现实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极易帮助网络销售形成熟人规模效应的同时，也极易导致一有新产品产生就一哄而上、同质性销售、恶意竞争、产品创新困难等局面。这种无序的销售格局背后反映出的正是当前政府对于网络市场管理混乱的失责。网络客户的信息资源随时面临着被泄露和修改的可能。 　　为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并不是为政府的公共服务减负，相反是扩宽了政府新的责任领域。政府要想实现对于网络市场的有效监管，以进一步推广网络创业，必须要进行公共服务机制的改革再造以适应“互联网+”新图景下政府网络服务的新常态。 　　二、“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