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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红歌流行传播学解读 　　摘#8195;要#8194;自2006年江西卫视开办《中国红歌会》以来，红歌就在中国大地流行起来。从传播学角度，运用“使用与满足”、“培养分析”、“议程设置”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8194;使用与满足；培养分析；议程设置 　　 　　 《中国红歌会》是江西卫视2006年为纪念长征70周年在井冈山推出的大众歌手选秀赛。参赛者不论职业，不分年龄大小，只要热爱红歌，就可以在台上尽情歌唱。首届《中国红歌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江西卫视直播也创下了全国省级卫视收视率第三的佳绩。2011年，《中国红歌会》在继承上几届节目形态的同时又有更大的提升。以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为契机，2011年《中国红歌会》以“听党的声音”为主题，并区别以往各届的海选模式，大胆求新突破改革，创新开设手机报名通道，进一步降低了报名门槛，提高了手机用户的???与度。 　　《中国红歌会》在众多选秀节目大潮中独树一帜，用它特有的红色文化内涵和不断创新的节目发展态势，拥有广泛受众，赢得了来自于电视节目受众、业内专家评委和中央宣传主管部门的多重认可。众多主流媒体纷纷将关注的目光投注在“红歌”上。本文运用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培养分析”、“议程设置”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 　　一、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中国红歌会》流行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1] “红歌”之所以在新时期流行，受到无数观众的喜爱，就在于它满足了我国观众的“心理需求”。而对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满足的程度越高，其流行程度也就越广。 　　1.“怀旧心理”的满足 　　人们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尤其是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进入我国后，人们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活得越来越现实，但在进入真实的世界追求精神生活时，却又感到茫然，找不到方向，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以往的岁月勾起怀念和留恋。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一般存在于社会大众的潜意识中，当某些社会现实因素不断出现，就会相应引起大众对某些现象的不满与质疑。[2] 　　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中国红歌会》借助于“红歌”这一载体，恰到好处地满足了观众对红色情感的诉求，满足了人们渴望彰显时代精神的载体回归的心理需求。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通过激发老年听众对以往革命岁月的回忆想念之情，点燃了中青年人面对激烈竞争生活时应有的奋斗豪情，同时还能让我国的青少年从一首首“红歌”中感受到浓厚的革命传统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与伟大。 　　2.“审美心理”的满足 　　新时期受众需要的审美，与传统的审美不同，希望能走出传统的高深的艺术领域，以更多样、直接的方式融入受众的日常生活。这种审美是一种从生理到精神的愉悦，其中包含重要的、丰富的精神活动。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但成功的核心是“红”。从审美的角度来看，红歌会的立意和定位的高品位，时尚与主旋律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大胆而新颖，一改时下选秀节目青春靓丽、俊男美女的套路，通过理解和把握大众化娱乐时代的审美需求，以“红”为切入点，力求以真情打动人、以激情振奋人、以热情感染人，在给观众带来心情愉悦的同时，满足了我国广大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 　　《中国红歌会》歌手们演唱的红歌具有音韵美，内容丰富多彩，红歌歌手充分展示自己，包括服饰、发型、气质及表演神态、情感流露等，体现了美学的崇高与优美的完美结合，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也推动了《中国红歌会》在国内的迅速流行。江西电视台台长杨玲玲说：“《中国红歌会》播出后引起的社会反响，超出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主流价值、主流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关键是我们要善于把握主流审美需求，才能生产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产品。” 　　二、从“培养分析”理论看《中国红歌会》对受众主流价值观的培养作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和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也叫“符号现实”；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而在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所提供的“符号现实”的中介。大众媒介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就成了影响人们“主观现实”的决定性力量，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众媒介的培养作用。 　　“培养分析”理论，有时也称为“教化分析”、“涵化分析”，最早由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系统地提出。他认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