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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与当前路径 　　摘要：当前，我们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既有对历史实践脉络的传承，也有在全球视野下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吸取中外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对于明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外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分析，认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防止忽视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问题，把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作为核心；必须防止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的问题，努力形成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建设格局；必须防止急功近利、盲目搞新村建设的不良倾向，坚持统筹发展、科学规划、有序推进。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中外历史经验；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4―0066―07 　　作者简介：钟贤华，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政府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新农村建设既是一项新任务，又是一个老课题。所谓“新任务”，是指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赋予了新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谓“老课题”，是指新农村建设并不是新概念，无论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提出过新农村建设这个概念，并不断地进行实践探索。可以说，当前我们党提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其思想来源既有对历史实践脉络的传承，也有在全球视野下对国外经验的借鉴。那么，回顾近百年来中外农村发展的实践历程，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的教训应当吸取?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外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分析，并就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问题进行探讨。 　　 　　一、新农村建设要防止忽视和违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作为核心 　　 　　建设新农村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离开了经济发展，新农村只能是“空中楼阁”。要把新农村建设长期持续抓下去，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而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形成内在发展的持久动力，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也只有不断深化农村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不断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活力。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遵循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什么时候农村的发展就会大跨步地向前迈进；反之，就会停滞甚至倒退。 　　1．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迈出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第一步，但因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产力发展问题而未能走得更远。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农村社会极度衰落凋零，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建设重新救治中国社会。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黄炎培、薛暮桥、陈翰笙、费孝通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学家，先后从事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在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有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当时最有影响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 　　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设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建设。他指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另一方面是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以乡村学校建设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村民众自觉。1931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办起了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取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系统而有序地开展了“政教合一”的试验。他的试验主要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改革旧有的行政方式，在县以下设乡学，其目的是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和活动力。这场乡村运动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使农村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触动了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发展了乡村教育。晏阳初对乡村建设的见解和实践与梁漱溟大体相同，突出了教育和文化的功能。他认为，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乡村建设的使命就在于“民族再造”。据此，他实施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1962年，晏阳初选取河北定县进行了“四大教育”实验，以实现改革乡村造就“新民”的目的。从实际效果看，“四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封建迷信的盛行，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意识，改善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服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一些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的探索，从教育、文化的角度看，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倡导的“乡风文明”、培育新型农民尽管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基本内核上也有相通的地方。他们的试验之所以最终没能走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