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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研究 　　摘 要：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借助教职便利，利用学校讲坛具有隐蔽、安全的天然条件和优势，通过课堂讲授、讲座和演讲的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等。虽然利用讲坛进行革命传播主要是在校内进行，但是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系统的课堂讲授与不定期的讲座、演讲相结合，把讲义和讲稿出版或刊发，再加上任课教师在不同学校和地区的流动等因素，其实际影响不仅局限于中、高等学校之内和学校之间，还“辐射”和“扩散”到学校之外的社会大众，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宣传和普及。 　　关键词：建党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课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1.010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50-05 　　学校，特别是高校，“一直以来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和争夺的主要战场。”[1]中共成立前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部分知识分子，以教师为职业、以讲坛为阵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培育革命力量起到了独特作用。“正是他们这个群体所起的传播新思想的作用，才使他们的学生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或者直接参加革命，或者支持和同情革命，或者以新思想为指导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做出贡献。”[2]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学校讲坛进行革命传播的独特优势与生动实践 　　从客观因素来看，利用学校讲坛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最为隐蔽和安全的途径和方式。一方面传播者可以借助教师的身份作掩护。曾参与中共创建的杨明斋和俄国人柏烈伟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期间就是以在学校教俄文作掩护。[3]另一方面传播者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渗入一般性教学活动中，使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知识理论有机结合起来。陈潭秋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时就利用英语的特殊性，经常向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4]贵州宣讲马克思主义第一人邱醒群在贵阳法政学堂讲授西洋政治课程期间，在介绍西欧、美国各政治经济流派时串插介绍了马克思主义。[5]从主观因素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接受过现代教育，相比较于其他阶层，他们具有较强的变革意识和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套舶来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即便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都是艰涩难懂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国外留学期间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人，有能力理解并且能够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学生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常常通过课堂向学生传播改良和激进、甚至革命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早在民国初年就曾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进入学校课堂的情况。甘肃法政学校校长蔡大愚“日以社会主义灌入学生之脑经（筋），于是省城各校醉心马克斯学说。”但是宣传活动被“省政府闻之，出示严禁”[6]。最早把马克思主义搬上讲坛并初现成效的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的课堂开出了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课程，包括“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任课教师，除李大钊外，还有陈启修、高一涵、张蔚慈等。[7]在北京大学，还有陈启修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青年教师张祖训在政治学系开设了《社会主义研究》课程。[8]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公开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3年，中共在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成立社会学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李汉俊、瞿秋白、彭述之、恽代英、蔡和森、李汉俊、张太雷、萧楚女、施存统等先后在此任教。瞿秋白开设“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蔡和森开设“社会进化史”课程，张太雷开设“政治学”、“政治学史”课程，恽代英讲授“现代政治”课程，施存统讲授“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和“社会运动史”课程，萧朴生讲授“辩证法”和“唯物论”。[9] 　　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革命理论比较集中的高等学校。当时，在其他省区的中、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课堂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生动案例还有许多。笔者把收集到的不同地区代表性事例汇总如表1所示（前文已述案例表中不再重复）： 　　二、从零散到系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坛传播的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 　　讲坛传播相较于报刊上发表文章等传播途径的一个缺点是讲稿等可以反映讲授内容的史料很少能够留存下来。在极少的此类史料中，有两份弥足珍贵。一份是上海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