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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军户逃逸原因探析 　　摘 要：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结构“汉少夷多”。我国历代统治者为加强对其的控制，戍守边防，都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屯田制，尤以明代为盛。但至明后期，军户大量逃逸，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究其贵州军屯逃逸的原因，有其独特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关键词：明代；贵州；军户逃逸 　　课题项目：2013年湖南省民族学基地开放基金招标项目（编号13jdzb008） 　　明代军屯历来为学者的研究热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也甚是丰富。著作类有：王毓铨的《明代的军户》，他对军屯的历史渊源、建置、组织及军户的来源、世袭方式、政府对军户的管理方法、军户的家族构成和社会地位等做了详细介绍；张金奎的《明代卫所军户研究》首先对卫所军户进行了概述，然后依次对卫所军户的粮饷、组织管理、户籍管理、职业选择和后勤保障等做了详细介绍；还有于志嘉的《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具体阐述了军户的世袭。学术论文类有刘金祥的《明代卫所缺伍的原因探析―兼谈明代军队的贪污腐败》，其将明代卫所军户缺伍的原因概括为：边班、清军、占役和克响；张娜《明代逃军问题研究》将明代逃军原因总结为以下几点：军户地位低下、军户负担沉重、边班之苦和内臣监军造成的军风败坏；还有张金奎《明代军户来源简论》，他将军户的来源总结为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与抽籍、招募及其他。纵观以上成果：学界关于明代军户的研究甚多，但涉及明代贵州军户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仅有王晓卫的《明代贵州土兵与卫所军之关系》，其将卫所军户和土兵的关系概括为冲突和协作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贵州特殊的气候和地形、军户需承担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军官对军户的私占和剥削、军户与当地土兵的冲突不断、军户安土重迁的思想等方面入手，主要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加以分析，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贵州军户逃逸原因的特殊性。 　　1 贵州的军屯制度与明代军户逃逸 　　明初朱元璋为统一边疆，先后七次遣使至云南实行和平诏谕，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于是朱元璋决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用武力平定云南。而“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1]，是连接川、滇、湘、桂四省的枢纽。为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 即“开一线以通云南”，就必须在贵州驻扎重兵，于是卫所在贵州普遍设立。 　　据史料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贵州卫、贵州前卫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普安卫、毕节卫、乌撒卫、赤水卫、永宁卫）、二所（黄平千户所、普市千户所），加上地处贵州东部边缘、史称边六卫的镇远、平溪、清浪、偏桥、铜鼓、五开六卫（当时属湖广都司），实际贵州境内达二十四卫、二直隶千户所[2]之多。由此，以卫所为依托的军事屯田大范围得以实施。贵州都司原额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顷二十九亩，见额屯田三十九万二千一百一十一亩[3]。基于贵州卫所的大量设置和屯田的大量实施，使明朝对贵州地区的控制得到加强。 　　军户是伴军屯而生的，所谓军户即中国古代从军、充当军差的人户。明代军屯制盛行，但军户却大量逃逸，早在朱元璋立国时期，军户逃逸现象就已经出现。宣德以后，随着军屯制的破坏，军士逃亡日趋严重，“屯军逃亡人数渐多，地区渐广，情势更加严重，大有‘逃亡且尽’的趋势。”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有余，占全国军伍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多。弘治十四年，全国逃故军士占太 　　祖时原额十分之六七。据《明穆宗实录》载：“隆庆三年，除锦衣卫及护卫、仪卫司、藩牧所，其在外卫所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只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4]也就是说，到了明后期，军士逃亡现象屡禁不止，有增无减，军队额数还没有原来的三分之一。总而言之，明朝军户逃逸的现象大量存在，且贯穿整个明朝。 　　2 明代贵州军户逃逸的自然因素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这是由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特点决定的。 　　就地形土壤而言，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喀斯特地貌，地形复杂，山多地少，土地盛薄，不适宜大规模的种植。所以说地理条件的制约使屯田难度很大，即使有大量屯田，产量也十分有限。据史料记载：宣德10年正月，“诏减贵州屯粮三之一。时贵州诸卫言其屯所山多田少，地疥水冷，刀耕火种，子粒批细，鲜有收获，乞减其税。”[5]也就是说由于贵州山多田少，地疥水冷，加上当地人们生产方式落后（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所以明朝廷诏令减免贵州的赋税，这从侧面说明，贵州的地形不适宜大面积种植水稻。 　　就气候来说，贵州属中国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气候，常年雨量充沛，与北方相比，湿度相对较大，即湿热和湿冷。南方人习惯于此，但对初到的北方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明朝为防止藩镇割据，巩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