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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惩防机制构建探析 　　[摘 要]随着城镇一体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府征地拆迁、撤村转制和失地参保等行政管理活动中，职务犯罪现象增多。本文通过对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查处此类案件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主体特征、犯罪高发领域，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问题及分析，并提出从加强预防创新、强化权力监督、加大惩治力度三个方面加强惩防机制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基层组织;村官;职务犯罪;惩防机制 　　[中图分类号] D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39-03 　　反腐败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贪腐“老虎”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虽然“为祸甚烈”，但“居庙堂之高”的毕竟少之又少，而“处江湖之远”的农村基层干部，却与群众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一旦他们从“群众的主心骨”、“致富的领头人”腐化堕落成“苍蝇”，就难免导致“民怨沸腾”，破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影响干群关系。因此，本文选取了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2009年至2013年间立案查处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为实证分析样本，客观分析主体特征、犯罪高发领域，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和惩防措施等，以期为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建言献策。 　　一、2009-2013年闵行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 　　五年间，闵行区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5件22人，占同期职务犯罪立案的10%以上;查处案件全部属大案，涉案总金额达人民币7000多万元，其中案值在50万元以上的9件，案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3件，个人受贿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7人。 　　（一）涉嫌贪腐犯罪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身份特征分析。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件管理数据统计口径的规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既包括依法从事公务的村干部，也包括乡镇党委、人大、政府和工商所、税务所、土地所、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在闵行区检察院立案查处的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村级组织成员14人，镇党委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5人，区属职能部门工作人员3人。党员比例较高，共有18人，占81.8%。村官贪腐犯罪占有较大比例，达到了14人，占63%，且“群蛀”现象突出，相对集中在建房审批、拆迁补偿、村务管理等领域，涉案村委会主要分布在邻近中心城区、经济发展较快的街镇。 　　（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分析。在2009―2013年间闵行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22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中，初查立案的案由分别为：涉嫌受贿罪14人、涉嫌贪污罪5人、涉嫌挪用公款罪1人，兼犯受贿罪、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1人，贪污和受贿犯罪占全部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86.4%;涉嫌渎职类犯罪3人;收受贿赂、挪用资金用于赌博等违法活动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贪腐人员3人。前述人员被提起公诉22人，经审查变更犯罪事实和罪名认定提起公诉的2人;二审法院改变一审判决的1人。 　　（三）涉“土”涉“房”领域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犯罪突出。在闵行区检察院立案侦查的22名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中，近80%的犯罪嫌疑人因土地转让、征地拆迁、建房拆违而涉案。小到农民宅基地，申领动迁补偿款，大到评估转让集体土地，土地成了极个别“村官”坐地敛财的工具。而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有极少数基层组织人员利用掌握的中央和各级政府支农惠农补贴政策，截留、侵吞补助款，侵害了失地农民的正当权益，影响了当地社会稳定。 　　（四）窝串案现象明显，“一把手”犯罪突出。个别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成员贪污贿赂犯罪形式由过去的单人作案向多人作案、团伙作案方式转变。比如，两名吴姓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犯罪案件（以下分别以吴A和吴B表示），吴A、吴B自青年时期即被村民们推举为基层组织负责人，被上级机关视作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委以重任。撤村建制后两人一跃成为村级经济组织的总经理或董事长，全面负责村党务及经济工作，全面管理村集体资产和下属企业，在某些因素作用下走向犯罪。 　　（五） 社会影响恶劣，集体上访突出。五年间，闵行区检察院共受理涉及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信访线索169件，其中，首次信访62件，重复信访107件，转本院自侦部门106件。村民直接向检察机关署名举报的占到50%以上，通过来人来访和实名举报方式反映问题的占有相当比例，因举报反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腐问题甚至引发重复越级集访26件。比如，村民为反映吴A等人经济问题前后集访170余次，历时11年。 　　二、查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一）村官法律意义上的认识分歧。村官，指任职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经村民选举产生，负责村级公共事务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习惯上，人们一般把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称作村官。[1]村官是否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