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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上海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及其启示 　　19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沿海的进一步开放,晚清社会对于西学人才,尤其是英语人才的需求不可遏止地增长起来,英语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其商业价值日益凸显,这一情形在当时的上海尤为显著。当时,仅仅依靠上海广方言馆和少量的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英语人才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这些正规学校的入学门槛高,修习年限长,课程设置过于固定,英语技能训练不突出,无法满足一般民众英语学习的需求。在此历史背景下,英语培训班就应运而生了。据对刊登在《上海新报》(1862年12月～1871年3月)和《申报》(1872年7月～1911年12月)上招生启事的初步统计,在上海开办的英语培训班共有200所左右,其中办学规模大、时间长、影响力强、效果显著的当属英华书馆和上海同文馆开办的培训班。 　　1893年4月,传教士布茂林(Charles Budd)创建了上海同文馆英语培训班,并长期担任主教习,教授英文西学。目前,对上海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加以探讨的相关专著和论文几乎没有。笔者主要利用刊登在《申报》上的相关广告信息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同文馆英语师资状况 　　 　　1887年4月,布茂林在台北西学堂教授英文、史地、测绘、算术、理化、制造等科目。1891年,被聘为广东同文馆英文教习,除教书以外,布茂林还曾受张之洞聘请参与编撰《洋务辑要》一书,这是一套西学书籍汇编,共74册,分为疆域、官制、学校、工作、商务、赋税、国用、军事、刑律、邦交、教派、礼俗12门。到1893年,布茂林从事英语西学教学和翻译工作已经长达10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翻译技巧。当时,同文馆英语培训班除布茂林以外,还有英文副教习两名,中文教习一名。 　　 　　同文馆职业英语教育详情 　　 　　(一)教育体制 　　同文馆于1893年4月24日在《申报》上刊登了介绍办学情况的招生广告,称:“今专营于洋务者,必先精于西学,而西学中尤以英文为官商有用。本教师布茂林自来中国,叠承中国诸大宾延主教习官署有年,兹拟创设上海同文馆,凡一切英文、算学即诸式课艺,无不尽心循诱。或商务中人,专需语言文字,亦可随意讲求。本教师乐于教导,不责重修,法美意良,但期言效……有志就业者请临面议或函至江西路四十二号门牌可也”。可见,同文馆的办学宗旨十分明确,就是为晚清官商界培养精通英文和西学的洋务人才。又据刊登在1893年4月13日《申报》上的同文馆第一则招生广告:“教授英文西学,凡绅商子弟欲就业者,请至江西路第四十二号洋房内面订可也”。显然,同文馆从事的是一种职业英语教育。 　　著名学者、出版家王云五先生曾是同文馆的学员,他在《岫庐八十自述》中谈到,布茂林根据学生入学时的英语水平把学员编入五个不同层次的班级,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之后,他由二级升入一级。又根据前述“或商务中人,专需语言文字,亦可随意讲求”的说法,很显然,同文馆不符合普通学校的体制,这种“短、平、快”的授课方式应该属于如今英语培训班的范畴。 　　(二)紧随社会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课程设置,探索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同文馆英语培训班的课程设置能够紧随社会的需求而及时变动。起初,布茂林认为本馆应以“强调翻译公文为重,并使得上海同文馆成为沪上各西学书馆首屈一指”。①“公文”包括中外工商政界往来的文件、信札及合同等等。毫无疑问,从事翻译这些不同行业“公文”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岗位群。可见,同文馆英语培训班以“翻译公文”为中心的课程设置符合人才市场的需求,彰显了针对性和职业性。 　　但是,布茂林很快就发现这并不能完全满足当地中国人求职时的实际需求。晚清社会,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商界谋生,不能讲一口流利的官话对从事翻译工作是极为不利的,而其他正规学校普遍不重视教授官话。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中文知识,会直接影响到中西互译的质量。于是,布茂林开始聘请中国教习教授中文官话、四书五经、诗文论赋,实行中西兼授的教育模式。1893～1894年间,上海同文馆多次在《申报》上刊登招聘中国教习的广告,后来还特意于1900年1月27日在《申报》上对此问题再次做出解释:“本馆因见各口岸中外衙署、铁路矿务各局及洋行律师所用翻译通事,虽通英话,反昧官音,故于本年起礼延精熟官音之华教习一位,英文早九点钟至下午四点钟,官音下午四点钟至五点钟”。由此可知,虽然同文馆实行的是中西兼顾的教育模式,但仍然坚持以西学为重的格局。 　　1902年,晚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开始重视对英语西学知识的考核,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了与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接轨,扩大学员的就业途径,同文馆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方今科举变通,西学盛行,维新圣旨业已见诸明文。自今而后,中朝士子欲为廷献者无不由此而进矣。本教习有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