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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抗战时期贵州田赋征实 　　摘 要：田赋征实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在国统区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在贵州的实施，是在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通过前期整理田赋，开展土地陈报，财政稍现改善的背景下推行的。尽管直到抗战胜利，贵州从未完成国民政府分配的征实定额，但田赋征实的实施，还是对贵州社会产生了利、弊两种影响：利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批工厂、学校、单位内迁入黔以及日军频繁空袭导致的物资困难，保障了黔南之战中的后勤需求；弊的一面则是以牺牲人民利益为前提的田赋征实，在推行过程中，种种弊端层出不穷，所有痛苦都落到了贵州各族贫苦大众的身上。 　　关键词：抗战 田赋征实 贵州 　　中图分类号：K2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3-28-33 　　抗日战争是二十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全民族正义战争。就当时的国情国力而言，敌我双方无论军事力量与财政经济实力，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随着战争的进程，财政危机愈来愈严重地困扰着国民政府。尤其到1940年以后，粮食、财政两大困难已开始对民众生活、社会秩序、战争形势产生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局势，国民政府于1941年4月决定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接管，所有田赋一律征收实物。此后，田赋征实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结束。在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过程中，贵州处于一种既是陪都屏障、又是经济落后省份的地位，在推行田赋征实的同时，经历了其他各省少有的艰难。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特别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贵州田赋征实的社会背景 　　田赋是中国古代政府对拥有土地的人所课征的土地税，被列为国家正供，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基本、最主要来源。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历史上的贵州是一个入不敷出的省份，财政极度困难，养兵之费仰仗于“协饷”。直到清朝道光年间，贵州每年接收的外省协饷仍保持在十七八万两之间。而地丁银收入以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统计为十二万余两，不到江苏省三百五十六万两的二十九分之一。〔1〕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经历了二十三年的军阀统治，军阀之间的混战，迫使人民大量逃亡，农村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民国成立以后，为了改进划一，规定各地田赋的征收一律折征银元，并将原有的各项规费合并，作为正额征收。表面上积弊受到了一些遏制，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当时贵州全省的定额虽为七十余万余元，但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年年短收，从来没有达到过预定的数额。最多的一年也只及定额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的原因，除长年兵匪交乘，人民大量逃亡外，政治混乱导致各类表册散失，无从进行统计核对亦是重要因素。加上一些地方虽有表册，多年不上报核查，不少户名，半成鬼录。结果陷入应缴田赋荒绝无着落，各县实有粮额逐年锐减的境况。 　　民国前期的贵州的田赋，年额原为七十三万二千余元。但在地籍、户籍未经整理取得成效以前，不仅无一年能正常征解，反而税额渐减，财源日枯。据统计，征解最多的一年为民国十六年（1927），总额为五十五万余元。〔2〕此后，由于不断发生军阀混战，征收入库数逐年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利用“追剿”红军的机会，迫使王家烈交出政权，结束了地方军阀在贵州的统治。随后，国民政府委任吴忠信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将贵州纳入直接统治。吴忠信到任后，首先抓住财政混乱和用人不当这两点，改造王家烈执政时贵州省政府班底，不到两个星期，原来的省府委员全被免职。然后开始从军事上整顿黔军，将黔军改编为五个师，统属军政部编制，限期先后离开贵州。政治上则强化贵州的行政管理，在县级行政机构之上设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又推行和强化保甲制，将贵州全省编制成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一保，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一个甲。通过上述措施，国民党在贵州的统治机构逐渐建立和完善，国民党的政权逐渐得到巩固。这些举措可算是其后的田赋整顿的前期准备。 　　然而，贵州毕竟是一个土地贫瘠、生产落后、灾害频仍的省份，虽然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国民政府便已公布《整理田赋附加办法》，对各省（市）田赋附加征收制度作了统一规定，但贵州的田赋税率和各种附加，始终没有一定标准。不但县与县悬殊，即使同一个县，各村镇间也互有出入，以致当局难以进行稽考。1935年后贵州省政府的田赋整顿，按所谓治本、治标两方面进行。治本方面的措施主要是举办土地呈报和进行田土查丈，以求得掌握实际田亩数，再进行赋制改良；治标方面，主要在呈报未举办前，制定清理各县田亩办法及推收拨册规则分别公布实行，目的在清复原额，算是一种过渡措施。上述措施在当时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据当时省政府公布的数据，最先完成土地呈报的贵阳、安顺、清镇、平坝、修文、贵定八县，赋额较之前增加最多的达七倍以上，最少的也比原额多出百分之二十二。〔3〕 　　抗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