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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三层意义 　　李斯特曾言：刑罚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益；用之不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害。［1］羁押又何尝不是如此？诚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2］推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代法治国家强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一个政府会怎样对待其犯罪嫌疑人，就必然会怎样对待其他国民，也可以说，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不过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3］逮捕措施的实施，既要保障大多数公民权利的实现，同时也要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实现。这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义重大，在某种程度上说，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3］ 　　一、从对当事人的意义层面上看 　　基于追惩犯罪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羁押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恶”。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在必要的限度内仍应当给予维护，还应赋予被羁押人畅通的救济渠道。 　　（1）维护合法权益的恰当方式 　　司法实践中，轻微刑事案件经审判机关宣判，被判处管制刑罚或适用缓刑的比例不少，为这部分人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可以破解审前羁押“关了白关”的难题。可以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被羁押人权利制约羁押权的实现途径，是维护被羁押人合法权益的恰当方式。 　　据报载，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通过对2011至2012年各类案件捕后判轻刑原因及公安主动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进行分析后,将交通肇事类犯罪和恶意透支类犯罪作为主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两个“重点必查”类型案件。而之所以选定这两类案件,是因为无酒后和肇事逃逸情节的交通肇事类案件,绝大部分捕后都被判了轻刑；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类案件,如果能够及时还款,大部分被告人最后都没有被判实刑。自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以来,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已经成为朝阳区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工作。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仅该院侦查监督处就已发出14份《羁押必要性跟踪函》和6份关于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王立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规定是人权保障在检察工作中的一项具体体现,对强化强制措施的监督、适用,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4］ 　　（2）减少不当羁押的法律保障 　　在封闭的羁押场所，处于弱势的被羁押人在刑事强制措施的控制之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因此有必要赋予被羁押人免遭司法机关侵害的救济手段。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规制了司法机关凭借国家强制力为获取证据上的优势而对被羁押人滥用羁押措施的行为，有利于减少不适当羁押的情况发生，保障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如据《检察日报》2013年2月20日报道，［5］安徽省天长市检察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刁某涉嫌盗窃、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一案，分别从案件证据、罪行和社会危害性等方面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后，于近日依法将在押的刁某变更为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据了解，刁某一案先后两次被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近日该案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天长市检察院立即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认为刁某一案中涉嫌盗窃部分仍不符合定罪的基本条件，同时鉴于其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犯罪情节较轻，又系初犯、偶犯，在本地有固定住所，且能提供合适的保证人，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具社会危险性，不影响诉讼，于是报经检察长张斌决定，将刁某原被逮捕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 　　二、从对国家机关的意义层面上看 　　这里的国家机关，主要包括捕后羁押的执行机关和审查机关。对执行机关而言，主要是缓解羁押看管压力；而对审查机关而言，主要在于强化法律监督。 　　（1）节约司法资源的必要措施 　　随着我国部分地区犯罪率的上升，受“逢案必拘”、“逢案必捕”办案思维的影响，导致了看守所等羁押场所高羁押率的现实。面对繁重的羁押任务，不断增大的监管难度，国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司法资源大量投入到羁押场所的建设和被羁押人的管理上。同时，也使得大量没有必要关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甚至超期羁押。这部分人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而国家司法资源也被浪费。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6］ 　　已有学者指出，［7］近几年，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侦检机关在诉讼中又往往重实体轻程序，致使诉讼成本增加，司法效率降低。羁押率高使看守所经常人满为患，相关的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加。如果对捕后羁押必要性予以监督，从实体和程序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适时解除羁押，则可以有效缓解看守所的压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