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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影响分析 　　摘 要：在晚清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日本进入晚清的视野有其必然性。是由于晚清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和日本进入中国的主动行为决定的，日本的影响具有桥梁和参照的价值和作用。“中国近代留日潮”和“日本教习的年代”的出现，可以作为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影响的缩影。 　　关键词：晚清；教育改革；日本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5-0153-02 　　中国近代教育的研究，始终无法回避日本教育经验的影响。从晚清洋务派的教育思潮到维新派的教育主张，中国近代教育的视野逐渐扩大，在这个视野扩大的过程中，明治维新后学取西方教育制度发展起来的日本近代教育，逐渐引起晚清教育者的注意。晚清教育的改革推动力来自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压迫，这也使晚清教育改革支持者在教育改革的主张中一直强调偏重于器的学习的“中体西用”思想。从保守的“中体西用”的功利主义出发，政体接近的日本的教育改革经验无疑会引起晚清当局的兴趣，这也是晚清教育改革中日本影响存在的重要原因。 　　一、晚清教育改革视野中的日本 　　近代日本之所以会进入晚清教育改革的视野，这绝不是偶然，有两点内在因素决定了近代日本必然进入中国近代教育的选择目标。一是晚清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二是日本进入中国的主动行为。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拍即合式的合作关系。从外在因素来看，这种合作具备了基本的条件。一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教育的成果；二是天皇体制在日本教育改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三是中日地缘和文化的接近；四是日本政府对教育输出的主动性。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既满足了晚清教育改革的需求，又缓解了晚清教育改革鼓吹者面临的守旧文化的压力。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教育改革的参考摹本已经势成必然。 　　在选定了日本作为教育改革的样板后，晚清的教育改革者们对日本的教育改革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当然，这种研究和阐述都是建立在应对晚清政局压力、应对守旧文化环境压力基础上的策略性表述。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说：“（日本）大聘外国专门教习至数十人，小学有五万余所，其余各学，皆兼教五洲之事。又大派游学之士，归而用之，数年之间，成效如此。我自乙未败于日后，议开学校，至今三年，绪端未起。至示范学校，尤为小学之根，我更未能立，如之何而得人才也？盖日主立于教部书院，皆躬诣之，以作人心而厉（励）士气，致之欤！（《日本变政考》卷四“按语”）”[1]118作为维新派的主将，康有为对日本教育的描述显露出了对教育改革的迫切心情和改革意图，其中既有教育改革进展缓慢的无奈和悲愤，也包含着教育改革的期望，聘请外国教习、派人出国游学、发展师范教育，这与日后得以推行的教育改革举措具有鲜明的一致性。 　　在晚清教育改革者的路线图中，师范教育具有特殊的地位。梁启超在1896年12月25日《论师范》一文中说：“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今请略依其制而损益之。”[1]81梁启超对师范教育的重视，从他在同文中所罗列的日本师范学堂科目设置即可看出。康有为和梁启超是维新派的代表，他们对教育改革的主张基本可以代表维新派的教育思路，无论他们倡导的教育改革，还是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无不以日本教育为范例。或者可以说，日本教育改革的方式对她们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参考的作用了，更显示出了模仿和复制的趋向。康梁一代教育改革鼓吹者的影响力，对晚清教育改革中日本因素的存在具有极大的作用。 　　二、晚清教育改革过程中的日本 　　晚清在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日本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作为留学目的国。晚清政府从1897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求学，而且留学人数逐年增加，从开始的官派留学发展到自费留学，形成了近代著名的“留日潮”；二是作为包括教育在内的政治改革的样本。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就是大批政府人员的出国考察，既包括教育考察，也包括司法考察等其他方面，留下了大量的日本考察记；三是作为教育制度建立的参照，这在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制定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四是作为外籍教师的输出国。日本教习和顾问的大量出现和存在，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在晚清教育改革过程中日本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2]150-151。 　　当然，日本之所有成为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参照，并不是因为日本自身教育的发达，学习日本，实际隐含的是向西方学习的企图：“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3]347 　　以日本为师，不是学习日本的教育，而是将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桥梁和学习过程中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仅仅是教育改革过程中学习西方的摹本。不过由于直接学习西方的条件和经验的欠缺，日本成为间接学习西方的一个过渡。也正因为如此，晚清教育改革并没有吸取西方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