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杜琪峰警匪电影中反英雄主义多元化表达.docVIP

浅析杜琪峰警匪电影中反英雄主义多元化表达 　　内容摘要：杜琪峰是香港电影著名的导演之一，“杜氏”电影有典型的作者色彩，作品以冷峻的风格特征和反类型化的整体特点在香港电影中独树一帜新时期，杜琪峰在对香港传统警匪片反思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反英雄主义”多元化表达的整体态势。 　　关键词：杜琪峰 警匪电影 反英雄主义 　　作为香港最有才气的导演之一，杜琪峰作品类型的覆盖宽泛。其中，警匪电影作为类型电影的重要片种定然不会被错过。杜氏警匪片整体有明显“反英雄主义”的倾向，与传统警匪片有较大区别。本文以杜琪峰导演作品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反英雄主义”的多元化表达。 　　警匪片即：“以警察或执法人员和强盗、不法分子为主人公，描写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电影类型”①，这里强调警察和不法分子两个角色类型同时出现，那些纯粹表现不法分子（黑帮争斗）的影片不在本文研究范畴。据此整理出杜琪峰警匪电影有：《暗战》（1999）、《枪火》（1999）、《全职杀手》（2001）、《暗战2》（2002）、《PTU》（2003）、《大事件》（2004）、《黑社会》（2005）、《放逐》（2006）、《神探》（2007）。英雄主义在《辞海》里的解释是：“在主动承担和完成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活动中，表现出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表现为勇敢、奋不顾身和自我牺牲精神。”②在杜琪峰警匪电影中英雄人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形象，而是将英雄放归纷杂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被打碎、打破，形成反英雄主义的多元化表达态势。 　　一.“杜氏”警匪电影中的宿命与悲观 　　这是杜琪峰警匪片整体的特点。岁月消逝，英雄身不由己，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英雄的命运也随波逐流，并多以悲剧告终。传统英雄主义的表征不复存在，类似于吴宇森电影中“正必压邪”大团圆式的结局在杜氏警匪片中不再可见。英雄的漂泊及命运走向的不确定为英雄主义的表述笼上一层沧桑的浮尘。 　　1.社会变迁的渊源。 　　即便是英雄也同样背负着归属感的失去和对自我身份指认的困惑。“九七情结”改变了杜氏警匪片原有的叙事。在香港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回归之前始终被夹杂在殖民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困顿中。一直以来，港人希冀这种无限漂泊感的终结，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认同与尊重。这一时期港人需要英雄，于是银幕上各种英雄形象鳞次栉比出现――他们是港人集体无意识的代言。电影导演“把香港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地位和处境设计为电影中错综复杂的情景，设定一个形象作为香港化身，通过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情绪表达香港人的愿望，也通过这个形象直观自身，理解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最终得以实现归属的愿望，中华文化渐已融入港人的生活，之前香港制造的“集体英雄神话”不再有用武之地。在杜琪峰的警匪电影中从《无味神探》到《夺命金》，警察已不再纯粹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英雄形象，而是侧重表现警员的普通公民身份。 　　2.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只有死才排除任何偶然的和暂时的诀择，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赋于存在以至上目标。”④杜琪峰警匪电影充满各种偶然性，英雄角色难逃宿命的安排和孤独荒凉的结局，英雄与死亡之间往往有必然的联系。《放逐》中的五位杀手因为情义再次聚首一起对付大飞，却因种种偶然没能逃出命运的摆布。阿和死后，其余四人行走在荒芜的郊外，昏黄的影调映射出四人浓重的宿命感和悲壮的生命底色。枪手只将前途命运交给手中的硬币，并且听之信之。枪战在杜琪峰的镜语中是偶然的游戏，英雄的命运也在游戏中左右摇摆。“任何偶然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⑤在大命运前所有人都是过客：押运警察弃明投暗，枪手患得患失，一切都像无垠的浮萍，时而荒谬时而又在情理之中；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简单的问题：“去哪儿？”“往哪走？”实际上是英雄宿命论的一种表现。同时，从另外角度看，这种表达也映射了现代人的迷茫。此种问题在世纪末情绪中显得尤为突出。 　　二.英雄形象的重构 　　杜琪峰警匪片中的英雄是宿命的、漂泊的、孤寂的，新形势下的英雄主义被解构打碎，阐释较为消极悲观。影片中表现出对传统英雄主义反叛的姿态，消解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英雄主义意识形态神化逐渐解体，呈现出去英雄化的倾向。然而，杜氏并不否认英雄的存在，而是以平民化的路线让传统“被神化的英雄”回到生活中，并以社会变迁为背景，重构现实中的英雄形象。 　　1.英雄概念属性的转向：去英雄化 　　杜琪峰警匪电影大有“江湖不在，英雄破落”之势，去英雄化是反英雄主义的核心。影片将传统警匪片构建起的“英雄崇拜体制”完全打破：警察并不总是正义和胜利的代表，匪徒并不总是纯粹邪恶的化身，警匪之间往往是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破落英雄随波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