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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公车上书学术研究与争论 　　[关键词]康有为，公车上书，史实真相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1－0063－04 　　 　　很长一段时间内，“公车上书”的若干史实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已有“定论”，而且被学者们赋予了多重意义。近些年来，随着档案史料的发掘利用，许多学者对“定论”提出了挑战。本文拟对80年代以来学界对“公车上书”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归纳学界所取得的新成果。 　　以往研究者对公车上书这一事件的认识，大都沿袭《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中的说法，基本过程是这样的：康有为在3月21日得知李鸿章求和的消息后，即令梁启超等人率先鼓动广东举人80余人，上折吁请拒绝合约，之后湖南、奉天、江苏、山东、湖北等16省举人约31300多人加入到上书的队伍之中。康认为“士气可用”，决定联合十八省举人集会于松筠庵谏草堂，共上“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投递都察院，而都察院则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收。康认为当时的军机大臣孙毓汶是阻挠此次上书的罪魁祸首。 　　最早对《年谱》的说法提出质疑的是台湾的黄彰健先生。黄先生采信《公车上书记》《四上书记》的说法，认为《年谱》中所说公车上书于四月初八日投递都察院，与二书均抵触，很可能并未呈递给都察院。黄先生还对《公车上书记》后附的六百零三人签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公车上书记》之刊行，系为了宣传民权，吸收党羽，故序文需说出该书由康草拟。其附《公车题名》，应系故意牵涉多人，使官府不便追究。 　　继黄先生之后，汪叔子、王凡两位先生也对《年谱》中的说法进行了辨伪。他们于1987年发表了《“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说辨伪――戊戌变法史考论之一》一文。两位先生分析了康党叙述公车上书的三种主要史料(即《公车上书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年谱》)，指出了其中所记上书人数的三个阶段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康党的政治宣传服务的。在他们看来，康有为及其门人对上书过程多处作伪，其记录并不可信，康也不是公车上书的领袖。孔祥吉先生参酌清官档案作为旁证，间接证明康有为未曾???都察院呈递《公车上书》。 　　中国近代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公车上书”一事?1999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姜鸣先生《真有一次“公车上书”吗》的文章。姜先生认为《年谱》的说法大为可疑，且指出最早反对签约的不是举人，而是各级官员，他们才是反对马关议和的最有影响的主体；当时并不是都察院拒收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是康根本就没有去递。因而，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者“公车拟上书”而已。“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 　　同年12月17日，汤志钧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公车上书”答客问》，反驳姜鸣先生的观点。汤先生利用《汪康年师友札记》《直报》等史料，证明历史上确曾发生过康有为领衔18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一事。 　　2002年，欧阳跃峰先生发表《“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一文，再次否定了“公车上书”事件。据他研究，康有为虽起草了上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至都察院上书。康梁等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目。 　　对公车上书事件作出系统考证的是茅海建先生。茅先生对“公车上书”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运用了大量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并将档案文献与相关史料互证使用；二是研究视角转向了当时的政治高层，探讨了政治高层与公车上书之间的关系。经过考证，茅先生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动组织、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的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其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衔的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第二，公车上书是由翁同稣等政治高层发动的，康梁本人是被策动的对象而非运动的领袖。第三，康将上书的失败归罪于都察院，但并非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茅先生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07年，《近代史研究》连载了房德邻先生《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的文章，一场新的学术论辩由此展开。这场论辩主要围绕以下内容： 　　首先，公车上书是否由翁同稣等政治高层发动。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组织发动的。而茅先生认为是清廷政治高层中的主战派于三月二十一日有意向康有为泄露了马关条约的内容，幕后的主事者乃是翁同稣。目的是策动公车们上书，“要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三月二十日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