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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斯皮瓦克暴力翻译论在翻译中实践 　　摘要:斯皮瓦克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已越来越引起国际译学界的重视。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翻译中的权利和政治正是斯皮瓦克关注的中心。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标准的制定及对其的遵守,但翻译中所体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翻译实践中的暴力对翻译的“忠实”原则给予了无情的解构。因此,探讨翻译背后的暴力问题、译者在其间的特殊身份以及减轻此过程中的“暴力”成为译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本文尝试从中西翻译的实践展现斯皮瓦克观点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斯皮瓦克;翻译;暴力;翻译批评 　　 　　作者简介:刘?(1983-),女,江苏苏州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翻译。(江苏 苏州 215104) 　　 　　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当今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她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与爱德华德?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arbar)并称为后殖民理论“神圣的三剑客”(罗伯特?扬语)。1976年,她凭借对德里达《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的翻译,闻名美国,后又以演讲的雄辩和批评文风的犀利而驰骋于80、90年的英语文化理论界。她著述甚丰,论文散见于当今各主要国际英语人文学科的权威期刊。近十余年来,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生,她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已引起国际译学界的重视,日益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翻译中的权利和政治正是斯皮瓦克关注的中心。她认为翻译不是对“一堆一堆的意义的转移”(Spivak,1993:179),而是意义播散和建构的过程,那么翻译就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利和政治。当翻译中所体现的权利和政治涉及对她/他者的简化、贬低甚至压迫时,翻译就成为一种暴力工具。 　　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标准的制定及对其的遵守,但翻译中所体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翻译实践中的暴力对翻译的“忠实”原则给予了无情的解构。而早在1865年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就已经把翻译与暴力等量齐观:“当你为一个国家提供一篇翻译时,这个国家差不多肯定会把这翻译视为针对自己的暴力。”(王宏志,1999)雨果所说的这种翻译暴力是加于己身,相比之下,施之于人的翻译暴力更是频繁。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横征暴敛”,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作品的“断章取义”都是翻译暴力的证明。难怪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家更是直指翻译的暴力本性:翻译是权利操纵的产物,是明目张胆的“重写” (Lefevere,1992:vii)。 　　事实上,在中外翻译实践中对原作的改写、挪用、误译、删节、增添、转移文本风格以及年代倒错等暴力现象一直存在,屡见不鲜。例如《伊利亚特》(The Iliad)和《奥德赛》(The Odyssey)的其中一版本的译者亚历山大?薄波(Alexander Pope)就曾在翻译这两部书时为“迎合当时英国贵族沙龙上流社会的趣味,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加工,用英语的双韵史诗诗体翻译古朴、质直的原作。而我国晚清的著名翻译家林纾在初译《迦茵小传》时,将原文中迦茵怀孕并有一私生子的情节友谊省去,如此是为了在读者眼中保持迦茵的贞操。同时他还注意保持孔教的神圣地位和对异域文化的选择,原著中的如宗教教义、环境、人物外貌、圣歌等都在不影响情节叙述时被删除或改写了。众所周知,从传统译论的视角来看,翻译的“不忠”是清末民初翻译活动的明显特征,然而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的角度看,一些译者的“不忠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以上论述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体现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权利和暴力,即本土社会文化政治因素外,还有另一种情况,其“表现为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Neil W. Hitchin,1998) 。以《圣经》的翻译为例,《圣经》在西方作为宗教的影响既强大又顽固,其本身就是权利话语的象征。早期西方基督教会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因重译《旧约》时常违反“神圣不可侵犯”的译法,而遭到传统势力的指责,终其一生都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无情抨击。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因译《圣经》时创造了一种适于大众接受的形式而遭到权利机关――教会的迫害,所译《圣经》遭到查禁甚至被焚毁。 　　由此可见,“权利话语”真如福柯所言,是一种作用于事物的“暴力”。所以,翻译活动实际上自始至终受到权利话语的操控。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