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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排放交易机制总量设置和调整及对中国借鉴意义 　　摘 要：如何进行有效的配额总量设置是中国实施国家级排放交易机制所要面对的首要课题，其实施效果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配额初始分配和交易，在遇到经济周期影响等结构性问题时，则需要借助总量调整机制加以补充修正。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通过近10年的实践，在总量设定的路径选择、总量的分解模式以及总量结构调整机制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国未来全国统一排放交易体系中总量设定规则的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排放交易机制；总量设置；总量调整；延迟拍卖；市场稳定储备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5-0018-07 　　导 言 　　自欧盟开始实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以来，该制度在全球的发展已经历经10年时间。这些年中，不仅中国七个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成功启动，亚洲的韩国、北美的美国加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欧洲的瑞士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各自的排放交易机制相继投入运转。截至2015年4月，已经投入运行的区域、国家和地区范围内的16个排放交易机制，全部采用了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1]在区域层面，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启动最早，实施时间最长，获得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 　　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的一个基本制度设计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事先设定，一个确定的总量代表了一定时期内排放交易机制覆盖范围所能达到的特定环境目标，并通过配额价格信号传导激励覆盖产业完成低碳转型，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总量设定实施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碳市场的运行和排放交易机制减排激励作用的正常发挥。作为排放交易机制实践最早的实体，欧盟在总量设定实践中先后暴露出总量设定分散决策而导致的过量分配，以及经济外部性冲击而带来的总量结构性问题。时下，欧盟仍然在探索总量调整的有效路径，以期真正解决总量设定实践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对欧盟总量设定及其相应对策的研究，将对中国即将开展的国家级排放交易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欧盟排放交易机制的总量设置 　　欧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领跑者，其所建立的排放交易机制（后简称EU-ETS）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涵盖国家最多、纳入产业部门最广泛的区域性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排放交易机制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截至2015年，EU-ETS规划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为一个交易期，交易期的时间跨度不断加大，即第一交易期（2005至2007年3年期）、第二交易期（2008至2012 年5年期，与京都第一承诺期平行）、第三交易期（2013至2020年8年期）和第四交易期（2021至2030年10年期）。每个交易期配额总量的确定，取决于欧盟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或自主减排承诺。在确定配额总量的路径选择上，EU-ETS先后实践了自底向上和自顶向下两种层级模式。具体而言，最初两个交易期内采用了分散决策，即先由成员国申报排放总量，再由欧盟委员会审查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National Allocation Plan，简称NAP）。但自第三交易期之后，总量设定过渡为集中决策模式，即由欧盟委员会根据基线年排放量和线性减排率，计算出EU-ETS统一的排放总量，再根据具体原则分解至各成员国，并由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各自的实施措施（National Implementation Measurement，简称NIM）。 　　（一）早期的排放总量设置 　　欧盟第一交易期和第二交易期的总量设置主要围绕京都减排义务而展开。欧盟在京都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内减排目标为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减排8%，该目标源自《京都议定书》集体履约机制的规定。①欧盟采取了国家集体履约模式， 8%的国际减排义务在欧盟15国内部进行了重新分配。欧盟总体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成员国间的分解，对于欧盟排放交易早期阶段采用自底向上的总量设置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在第一交易期和第二交易期中，欧盟排放总量设置根据成员国提交的国家分配计划进行加总而获得，成员国制订的国家分配计划必须符合“第2003/87/EC号指令”附录3所列出的标准，附录3第1条是最重要的标准，即要求成员国提交的国家分配计划必须与各自京都强制减排义务一致。[2] 　　第一交易期是EU-ETS的试验阶段，期内欧盟并不急于实现交易机制的减排作用，而是将重点放在制度的成功导入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建立，在获得一手经验后再将交易机制投入成功运行。因此，试验期内的总量设置属于自愿行为，并没有受到京都义务的影响，各成员国提交的排放总量主要参考了照常情景下的排放水平，总量设定比以往年份有所增长，而欧盟委员会在审核国家分配计划时进行了减量，总减量幅度为成员国提交总量的4.3%。[3]第一期的实践暴露出很多问题，并在期末出现了大量配额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