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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在文言诗文教学中应用 　　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主要是靠文化来维系。优秀的文言诗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文言诗文的学习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政府非常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我们而言，学好文言诗文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种历史语言现象，文言诗文所反映的内容离我们的时代比较久远，它的表达形式与现代汉语相比也有一定的差异，故而理解起来很费劲，导致许多学生对文言诗文的学习没有兴趣。再加上当今这个“快餐文化”时代，由于功利性的驱使，更由于浮躁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很多学生认为学习文言诗文没什么用，又难看懂，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定的应付心理和逆反心理。因此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文言诗文的兴趣成了语文教学的当务之急。心理学家认为，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倾向，它是一种心理意向活动，能推动人们去积极行动，产生实际效果。正如古代教育家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们知道，任何知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学习文言诗文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就课文论课文，费力地字斟句酌，就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很难让学生准确地更深层次地把握学习内容――语文课堂上老师激情投入、学生却懵懵懂懂昏昏欲睡毫无兴趣的情形并不鲜见。因此，在文言诗文教学中，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从“充分考虑学生的已有能力”出发，运用恰当的比较教学方式，旁征博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可以达到激发学生学习文言诗文的兴趣，“促使学生加深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充实文化底蕴，提升文化品位，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课程设计目的。 　　实践证明比较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言诗文教学方式。1998年以来，我们坚持运用比较教学法来学习文言诗文，收效甚丰。下面谈谈我们在几年的文言诗文教学实践中运用比较法进行教学的一些粗浅体会。 　　 　　一、通过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激发兴趣 　　 　　（一）方言音韵与普通话音韵的比较 　　吴方言区是我国仅次于北方方言区的第二大方言区，以吴语（主要以苏州话和宁波话为代表）为表现形式的吴文化起源很久远。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苏州人顾颉刚先生在《吴歌小史》中认为，吴文化的起源不会迟于“诗经”。作为苏州话、宁波话等代表性吴语的混合体，上海话兼有苏州话的软、宁波话的硬（俚语云：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宁波人讲话），加上使用人口比较多，上海话成了最有代表性的吴语。 　　不可否认在继承传统汉语音韵结构上，普通话有比较大的缺陷。大量古诗词(尤其是讲究舒促结构的词曲)如果硬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来读有时是读不出韵脚、韵律甚至韵味来的，进而影响赏析效果。有学者研究发现，上海话的词汇里拥有其他方言特别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所没有的声韵，如在吴侬软语里常见的入声字，在北方话里早已难觅踪迹，这对于我们理解文言诗文的意境未尝不是一种损失，请看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诗堪称柳宗元的代表作――短短二十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诗人被贬永州，精神极度压抑，于是借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与苦恼。 　　从音韵学的角度看，这是一首押仄声韵的五言绝句，诗中的韵脚“绝”、“灭”、“雪”三字在古汉语中都是入声字（古汉语分四个音调，即平声、上声、去声和入声），属于仄声。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变化、语言的发展，到了元代，古汉语中的入声字大都“入派三声”了（“绝”、“灭”、“雪”三字在现代汉语里分别属于阳平、去声和上声字），在北方语系里，入声字基本消失了――值得欣慰的是，“绝”、“灭”、“雪”三字仍然作为入声字保存在上海话的词汇里。入声字读音质朴而急，收音短促、低沉，无尾音。我们认为，正是这几个短促、干脆的仄声韵才更加突出地展现了天地的绝对纯洁、一尘不染与极端寂静，才更加干净利落地表达了“渔翁”心无旁骛、憎恶丑恶现实、誓与不平社会决绝的清高与孤傲。尤其是最后的“雪”字，如果读如“xuě”，拖腔曳调，仿若苦苦寻觅、俗念未了状，似乎很难把作者那种专注凛然、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情怀表现透彻。如果用上海话来读“绝”、“灭”、“雪”三个入声字，既干净利索又富有韵味，另有一番情趣与天地。“从上海话里能找到普通话所没有的味道”（《文汇报》2006年3月9日第九版）。 　　 　　（二）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 　　初步研究上海话，我们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上海话的语汇里存在着词汇与文言诗文的词汇“相通”的现象。 　　比如，“狐假虎威”（《战国策?楚策》）中的“假”即是“借”之意，上海话中的“借”读如“jiá”，与“假”的读音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