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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少年审判中法官与适龄当事人庭下对话机制构建 　　摘 要:我国缺乏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导致民事案件中未成年当事人的出庭比例极低,未成年人诉讼过程的“成人化”色彩非常浓重,这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别保护。构建法官与适龄未成年当事人庭下对话机制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推进我国少年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关键词:民事审判;未成年当事人;庭下对话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4―0085―04 　　 　　近年来,随着一些法院陆续成立未成年人综合案件审判庭,我国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过,无论是未成年人综合案件审判庭还是专门的少年法院,其受案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而是包括涉及未成年人民事合法权益的案件,以此来实现这些新创立的专门审判机构或专门法院在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综合保护方面的独特价值。①我国当前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是围绕着保护未成年人民事实体合法权益这一目标展开的,而加强法官与未成年当事人的直接沟通,使法官充分了解未成年当事人的真实处境和意见、愿望,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有效保护的前提。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程序的特别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的“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应当适用于对未成年当事人意见的采集,该法第179条第九款也明确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作为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的理由之一。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1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并适应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和健康成长的需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该规定在法律上正式认可了法官可以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灵活选择、创立能够适应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来处理案件。 　　 　　一、构建法官与适龄未成年当事人庭下对话机制的意义 　　 　　1.建设有中国特色少年民事司法制度的需要。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代理制度,未成年当事人的监护人可以全权代理其参加诉讼,而未成年人自己却并非必须直接参与诉讼。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和笔者的审判经验,我国当前民事案件中未成年当事人的出庭比例极低,整个诉讼过程充满未成年当事人代理人提出的“事实”和“主张”。这种完全忽略未成年当事人“声音”的诉讼将使未成年人民事审判退化成普通的民事审判活动,并会极大地削弱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组织专门化等重大司法改革的实际效果。为此,一些实务部门的专家主张强化未成年当事人出庭制度。②不过,由于未成年人的智力发展和心理素质还不够成熟、稳定,正式的法庭审判活动往往会给其造成过分的心理压力,所以要求未成年当事人出庭的建议仅仅满足了传统程序正义理念的质证要求,却忽视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解决未成年人案件“成人化”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创设有针对性的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特别程序,在允许未成年人自由选择是否出庭的同时建立法官与适龄未成年当事人庭下对话机制。该机制将使未成年当事人免受一般庭审活动中的激烈对抗氛围的压迫,尽量减少其讼累,同时兼顾直接言词原则下法官的审查职能,间接满足对方当事人的质证要求,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进行特别保护和程序公正之间的基本平衡,体现民事少年审判工作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的独特价值。 　　2.履行国际公约义务,贯彻未成年人参与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需要。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签署和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该公约第12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缔约国应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智识成熟程度给予适当的看待。”该规定被称为尊重未成年人意见原则或未成年人参与原则,其基本要求是每个儿童都有权用自己的语言自由表达看法、意见或信念,有权对影响其生活的决定包括任何司法程序中作出的决定发表意见,并有权要求按其不断变化的行为能力将这些意见考虑进去。③创设独立的法官与未成年当事人庭下对话机制将会赋予未成年当事人更多表达真实意见的机会,提高未成年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参与程度,使其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此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还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实体判决时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庭上质证相比,庭下对话无疑能使未成年人在轻松、和缓的氛围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和想法,更能使法官明了其真实利益所在。 　　3.缓和诉讼情绪,实现司法和谐的需要。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最终都是由其成年监护人代理进行的,因此对方当事人容易怀疑监护人因成年人之间的恩怨而假借未成年人的名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