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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难民问题国际法研究 　　摘 要：自第一次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家政策领域内的一个新议题。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引发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小岛屿国家和低洼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存。对于该现象引发的大规模难民问题，国际法上并无已有的解决机制。气候难民涉及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及地位，只有在国际法框架之下这一问题才能得到可观的解决，因此提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建立一个气候难民保护机制。 　　关键词：气候难民；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机制 　　由于环境问题新兴产生，国际法中并无已有的公约或惯例可以直接援引来解决此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该类问题的出现导致国际法的空白。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大规模难民迁移现象最早从引入环境难民的概念开始研究。 　　一、气候难民的界定 　　探讨气候变化引发的大规模难民的救助机制，有必要首先界定这类难民的范围，明确气候难民不等同于环境难民。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和难民政策小组于 1996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国际环境诱发移民和大规模移民对环境影响研讨会，会后发表的《原则声明》中将环境诱发性人口迁移分为五类[1]，虽然联合国难民署没有直接使用难民的称谓，所谓环境移民实际同环境难民无本质区别。详细分类见下表： 　　可见，气候变化引发难民被难民署划分为不可返回性缓发移民，作为环境难民的下属概念。哈佛大学国际人权研究所的Bonnie Docherty在其文章中提出了climate change refugee这一概念，并且在Biermann and Boas提出的环境难民概念的研究基础上批判性总结出气候变化难民的六项要素：（1）Forced migration；（2）Temporary or permanent relocation；（3）Movement across national borders；（4）Disruption consistent with climate change；（5）Sudden or gradual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6）A more likely than not standard for human contribution to the disruption.[2] 　　本文认为使用上述要素来界定气候难民的概念是可取的。针对第二项，本文认为气候变化导致的难民绝大部分属于不可返回性的，若是可返回性的，在解决的困难程度上相对容易，因此暂定重置为永久性的更具针对性。此外，第四项和第六项要求迫害应当主要由人为原因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引起，实践中相关机构如果要进行鉴定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因此还需要借鉴其他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机构进行协助鉴定。 　　综上所述，本文中气候难民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恶化，迫使跨越国境并永久性离开其居住地的人。 　　二、气候难民可否纳入联合国难民署的保护范围 　　目前国际法上关于难民问题主要规定于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其中有关难民的定义是国际法上认定难民的主要依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第1款（乙）项将难民定义为： 　　（乙）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据此，气候难民并不能满足难民署对于难民的认定条件。虽然实践中有国际组织尝试对难民概念进行扩张解释，如1969年《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公约》及1984年《卡塔赫纳宣言》都对难民进行了扩展，但是尚未将环境因素考量在内。那么基于难民定义产生的背景和运作机制，有无可能扩大解释难民定义，使得气候难民被纳入其保护范围？ 　　二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建立了一套处理难民问题和保护人权的指令、法律和条约，列明了保护范围及具体给予何种法律保护。《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美国与苏联为逃离敌对阵营迫害的难民提供庇护以达到打压对方为目的的政治博弈。[3]该公约的产生带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偶然性，单纯就环境问题再次给予各大国救助责任实属难事，因为其无法律上的动机承认环境难民为难民，亦无动机提供援助。从该公约形成的历史背景分析在当今国际社会扩大解释难民定义的可行性不大。 　　其次，从难民署的执行机构来讲，联合国难民署仅是国际援助机构，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无任何强制执行力，其开展难民保护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使整个难民权利国际保护工作举步维艰，无力将保护范围扩展至气候难民。 　　最后，从联合国难民署运作机制来讲，经费问题入不敷出严重影响了现有难民救助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