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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路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随着政府职能、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事务及问题的增多，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已成为顺应时势和发展的迫切需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大格局中，应结合地区实际，找准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推动地区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关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制度。推动社会帮教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侦查、公诉、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工作进行完善，厘清理念，在实践中理性地进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探索，仍然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长期而系统的任务。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以武汉市政法机关先进模范郭艳萍命名的“大手拉小手”工作室，对青少年犯罪实行办案、教育、疏导、预防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如在办理高三学生陈某盗窃一案过程中，对陈某的犯罪原因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查明陈某系因父母离婚无心学习，为引起父母重视，才趁室友外出期间盗窃200元人民币及价值1500元笔记本电脑一台，并在室友报案后投案自首。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检察机关综合考量了全案的其他情节，决定对陈某作不起诉处理，并在宣布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对陈某及其父母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促使陈某真心悔罪的同时。帮助其挽救了即将解体的家庭。 　　上海市“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站(阳光基地)”则是以“三无”(在沪无监护条件、无固定住所、无经济来源)涉罪未成年人为主要观护对象，通过思想教育和适当的劳动学习，促其真诚悔罪，实现未成年人零障碍回归社会。三至六个月观护期满后，对被观护未成年人作出考察意见，交检察机关作为处理的参考依据。 　　可以看出，在探索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的办案措施方面，各地虽然做法不尽相同，但是效果良好，且顺应了新时期对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一是突出检察机关“国家监护人”的教育和保护者角色，并围绕该角色实施检察制度创新，寻求更好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模式。未年人犯罪行为发生后，司法机关介入进行事后的保护和教育。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在工作中应多承担一些社会化的工作，淡化追诉犯罪的“国家公诉人”的身份，突出其“国家监护人”的保护者、教育者角色，将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探索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检察工作方式和方法，是司法结构合理配置的需要，更是保护主义理论的具体体现。具体的工作制度或措施包括建立少年犯罪预防犯罪基地、引进社会调查员制度、制定帮教计划、建立回访帮教制度、探索案件分流制度、对少年犯罪人试行暂缓起诉制度等。 　　二是在工作中寻找适合未成年人司法特殊性的切入点。并围绕切入点进行检察创新，形成对未成年人的一体化社会帮教格局。如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侦查、审查逮捕、起诉等环节的法律援助制定实施办法，成立成员相对固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库：以更有效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切入点，对有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作非罪化处理，试行前科消灭制度；以更好地帮助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为切入点，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对非罪化处理的未成年人社会帮教管理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学校、监护人、综治办、团委、妇联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及义务，最终形成前期法律援助、中期未罪化处理、后期社会帮教的一体化社会帮教格局。 　　二、关注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模式，推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的形成 　　从应然的层面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应当拥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法定职权。但检察机关应否对一般的(即不涉嫌犯罪的)行政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我国检察制度和检察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即所谓一般监督权的问题)，虽然有一系列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确认了检察机关分享执法信息的权力，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工作需要，但是在推行过程中面临重重困难。尽管如此，当前，国内许多省市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机制正在初步形成，运行网上移送、办理案件及流程跟踪监督，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些有效的联络形式和协作手段。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网络的连接，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信息的共享，在便于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进行监督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督方式的转变，即改变传统的查阅书面资料、发现线索然后调查取证的工作方式，代之以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工作指导、意见沟通、案件讨论等，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2010年10月份云南省当地工商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了杨某非法销售假冒化妆品和日用品的线索后，移送给了昆明市公安局办理，昆明市公安局在办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同步介入案件侦查，指导和引导公安机关取证。最终查获了洗发水和化妆品14万余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