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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合理参与模式研究 　　摘要：量刑建议是解释量刑抗诉合理性的依据，量刑抗诉需要以量刑建议的明确化为前提；同时，量刑建议也是限制量刑抗诉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必须建构检察机关对刑罚裁量的合理参与模式，特别是量刑建议与量刑抗诉之间的制度衔接，以及量刑抗诉本身的修正问题。 　　关键词：刑罚裁量；量刑建议；量刑抗诉；合理参与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2－0109－05 　　 　　在刑事审判中，刑事公诉不仅包括宏观上对犯罪的指控定性，还涵盖了微观上对被控罪者课加刑罚之要求。相较于刑事公诉对犯罪的定性指控之效力绝少疑问，对于刑事公诉是否涵盖了微观上对被控罪者课加刑罚之要求，或者说，刑事公诉权对于法院在刑罚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或法院量刑权的全部是否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影响力，答案却颇费猜疑。事实上，在法院宣判以前，检察机关对量刑的影响仅仅限于对定罪条款的定性引用(在法院不变更追诉罪名的前提下决定法院自由裁量的范围)以及对累犯、自首、立功、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等法定情节的论述(指引自由裁量的抽象方向)，而对于具体的量刑建议却绝口不提。然而，比较法院宣判以前公诉机关对量刑建议的无所作为，在法院宣判以后，对于量刑的倚轻或者倚重，检察机关却可以“确有错误”为由提起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甚至再审。无疑，在量刑方面，检察机关的影响力模式可以归纳为“事后纠正型”，而不是事先主张型。针对上述诉讼之客观情状，本文试图通过检察机关对量刑的合理参与模式研究，探讨从量刑建议到量刑抗诉的程序意义及其制度衔接。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中，关于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语焉不详，基本上没有明确、具体的指引。与之相一致的是，在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践中，与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不同，检察机关并不向人民法院就被告人的量刑提出具体的建议，从而使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缺乏较为明确的公诉指引，难以对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制约――而这种司法机关相互之间的制约对于诉讼公正的形成又有着难以取代的结构保证作用；同时，从人民法院的立场看，检察机关虽然事前并不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却又在事后可以“确有错误”为由提起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甚至再审，导致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陷入无所适从的被动状况，似乎也难称公平抑或效率。如此之状况已经引起了学界相当之注意。近几年来，关于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呼声渐起，而刑事审判实践仍然如故。笔者认为，只有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量刑抗诉权联系起来，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全面可行的。实际上，与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呼声渐起之现象不同的是，学界对于检察机关的量刑抗诉权甚少注目，对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以为理所当然。笔者认为，无论是从诉讼结构的转型上，还是从控辩分离的原理上、从程序公正(禁止突袭控诉)及禁止不利变更的原则上，检察机关的量刑抗诉权都难称合理。进言之，离开了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这一平台，检察机关的量刑抗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立足的根本。只有将检察机关的量刑抗诉权作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的延伸，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有鉴于此，笔者侧重于从量刑抗诉权的依据这一角度来阐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同时从量刑建议权的延伸这一角度来探讨量刑抗诉权的合理性及其必要限制，希望能对于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量刑建议权：公诉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是其公诉权能的必然内涵。反对论者认为，量刑权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必要内容，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对被告人裁量决定刑罚。主张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势必侵犯人民法院的独立量刑权。这实际上混淆了量刑权与量刑建议权的质的区别。正如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权并不会妨碍人民法院的独立裁量权，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实际上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化的必然结果，是公诉权内涵之求刑权的具体表现。也有论者认为，从法律监督权的角度看，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也大可以视为其作为检察机关同时行使事前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1]。为避免陷入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行为泛“监督权”化的论调，笔者更愿意认同在量刑建议权方面检察机关当事人化的论点，这与我国目前的当事人主义的刑事诉讼构造也是一脉相承的。坦言之，笔者赞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主张，并且认为这一主张完全符合目前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一)就性质而言，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刑罚权中求刑权的具体体现，其性质就是公诉权的一部分 　　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并没有任何禁止或限制人民检察院行使量刑建议权的条款。相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60条明确规定了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可以就证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