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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应重视不起诉权应用 　　摘 要：不起诉权是检察机关在审查办理起诉案件时的一项重要权利，目前，在我国由于对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权有严格控制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向，出现了诸如人为规定不起诉率的现象，片面的追求起诉率，有些人甚至视不起诉为败诉，直接导致部分法律的规定形同虚设，由此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将不起诉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工作的一项指标的做法，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应该取消这种规定不起诉率的做法，提倡依法、充分、合理的行使不起诉权，最大限度的实现不起诉权的立法初衷，这样也有利于公诉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不起诉；起诉；诉讼效率；监督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经过审查后，确认符合法律规定的终止刑事诉讼的条件而决定不将犯罪嫌疑人交付人民法院审判，并就此终止追诉的一项诉讼活动[1]。不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结果之一，具有终止诉讼的法律效力。不起诉的运用有三种方式，即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 　　 　　一、不起诉权的法理渊源 　　 　　世界各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是否提起公诉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起诉法定主义，它是指只要犯罪嫌疑人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不享有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而对起诉与否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种是起诉便宜主义，它是指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并且具备起诉的条件，但公诉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处刑时，可以裁量决定不起诉。起诉便宜主义赋予公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区别犯罪人及犯罪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处理，从而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更新改造。所以自20世纪初期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目前，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比利时、瑞士等大多数国家均不同程度地确认公诉机关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3月修改时借鉴了国际社会这一普遍做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不起诉权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也是符合不起诉制度的现代立法价值的。 　　 　　二、我国不起诉权适用的现状 　　 　　目前，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酌定不起诉权)的使用率明显偏低，运用明显不充分。刑诉法修订施行后，我国检察机关由于对不起诉权的价值缺乏认识，对免诉权的取消心有余悸，重惩罚轻教育的观念严重，自由裁量的能力不够等原因，许多检察机关消极行使不起诉权，甚至出现人为规定不起诉率的现象。许多案件即使符合轻罪不起诉的条件也不适用不起诉的方法处理，酌定不起诉的案件，在许多省市被控制在4％、5％左右。最终导致不起诉权适用率极低，运用极不充分。 　　相比之下，在美国，近90％的刑事案件通过辩诉交易处理。在我们看来辩诉交易就是根据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裁量对其某些罪行不起诉(对事不起诉)，其如此广泛的适用完全可以反映美国检察官不起诉权的适用之广。这种做法对我国刑事审查起诉工作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三、在实践中规定不起诉率的弊端 　　 　　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规定不起诉率，该不起诉率为不起诉案件数与所有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数的比率。如个别省级检察机关沿用过去控制免予起诉案件数量的做法，规定不起诉率的上限，将下级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应该说，对不起诉权加以比例控制的目的是好的，它的目的是试图将不起诉案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以内，以减少不起诉案件决定不当的现象。但比例控制存在明显的弊端，容易造成束缚办案人员的手脚而使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不起诉权也得不到充分贯彻和运用的局面，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规定不起诉率，违反了诉讼平等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和诉讼效率的原则。不起诉率如果过高，应对其原因加以研究，如果合理合法并没有逾越法律规定的条件，就不必加以抑制；如果属于不正常的原因造成的，则应根据具体的原因寻求相应的对策。 　　 　　四、不起诉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在司法实践工作中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起诉权的正确运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检察机关在适用不起诉的执法工作中产生的问题，与实践中存在的法律理解、执法思想、工作机制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应着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