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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中国法律形象研究引论 　　摘要：七个半世纪以来，欧洲人根据自己的需求、理解和认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塑造着不同的中国法律形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种种不同的形象，还要关注隐藏在这些不断变化的形象背后的欧洲社会文化本身。前人对它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着很多角度和范围上的局限。 　　关键词：中国法律形象；想象；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63―02 　　 　　一、追述历史：欧洲中国法律形象的生成 　　欧洲人描述或者介绍中国法律状况的著作，迄今已知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意大利传教士柏朗嘉宾于1245年奉教皇英诺森四世之命出使蒙古，这部《蒙古行纪》便是他向罗马教廷所提交的报告。在柏朗嘉宾的笔下，蒙古人是一群强大却没有法律的野蛮人，行凶杀人、巧取豪夺不算犯罪，而对通奸的男女和临阵脱逃的战士的惩罚却极为残酷[1]。最早的中国（蒙古）法律形象就这样随着柏朗嘉宾的介绍传入了欧洲。但由于柏朗嘉宾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使罗马教廷深信蒙古人意欲西征，要求进行备战，所以他有意过分地渲染了蒙古人的凶残和种种陋习。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75年左右来到中国，作为一个商人，他只是在游记中留下了一些有关元朝法律制度的零星记述。在马可波罗的眼中，“大汗”治下的土地政治安定、法律精确、社会和谐：对盗窃罪的惩罚会根据价值和情节的不同而有异；对不同的违法行为都有专门的公堂来审理；对父母的不孝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蛮子省（南宋）的君主则是更是和平与正义的化身[2]。马可波罗之所以对元朝的法律会有这样的描述，与当时欧洲社会想象中充满着权力和财富意味的中国形象是相匹配的，它透露出的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的世俗政治理想和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们对财富与秩序的渴望。 　　到了传教士时代，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们陆续来到中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利玛窦、庞迪我、曾德昭、李明等等。传教士作为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博学识的群体，在他们的著述中留下了很多的关于中国的???治体制、法律制度的内容。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向欧洲传递的中国法律形象总体上而言是一种君主贤明、政治清明、法律宽仁、官吏廉洁的格调。这与传教士们倡导的基督教普世主义精神有关，他们在极力证明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的神圣同源性，为自己的传教活动奠定基础。 　　到了启蒙时代，诸多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魁奈等，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文化都做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研究和阐释。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专制制度的原则是恐怖，在中国法律是奴役和专制暴政的工具。伏尔泰则极力赞美中国文明和中国法律，认为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成为公正和仁爱的典范，从而大力宣扬中国的德治主义法律文化。魁奈则极力赞美中国的开明专制制度，认为这是同样适合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的理想政治制度。启蒙思想家们就是这样用不同的笔调来描绘着自己笔下各自不同的中国法律形象。 　　二、厘清概念：“法律形象”究竟为何 　　在文化研究中，“形象”指某种掺杂着知识与想象的“表述”（representation）或话语（discourse） [3]。法国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更进一步指出，“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4]。我们看到，文化研究中“形象”的内涵最终落脚到“表述”或“话语”上来。这里所说的“中国法律形象”，指的便是欧洲社会文化针对异域中的中国法律所作的“表述”以及于此相关的“话语”。这种“中国法律形象”是欧洲关于中国法律这一主题叙事的一个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例如早期传教士笔下的中国法律形象总是强调君主贤明、政治开明、官吏清廉、法律完善、刑罚宽仁等等；再如，后启蒙时代的中国法律形象则转而重复强调政治专制、官吏腐败、法律滞后、刑罚残酷等等。不同本文中这些有关中国法律的共同的观念、意象、词汇与修辞体系，使不同时代的中国法律形象趋向类型化、符号化，进而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话语方式或思维方式。 　　在跨文化研究框架中研究欧洲的中国法律形象，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特定时代中国法律形象的真伪，而是这种形象的构成与其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传教士时代的欧洲人为什么总是极力渲染中国君主的开明和法律的宽仁？这与传教士们意欲极力说服罗马教廷扩展中国传教活动的意图有关，但这同时也与当时欧洲社会对世俗政治和绝对君权的政治期望有关。“后启蒙”时代的欧洲人为什么转而极力强调专制、野蛮、落后、残酷的中国法律形象？这也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欧洲的时代精神有关，他们强调落后野蛮的中国法律形象，就是为了证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为即将到来的殖民扩张寻求正义的社会理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讨论任何时代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