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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人民监督员制度运行现状和完善建议 　　人民监督员制度使得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得到了外部监督，促进了检察干警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高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质量。但是，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项正在探索的新制度，属于“新生事物”，凡“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所以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笔者在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取得喜人效果而欣慰的同时，认真思考了社会舆论中关于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一些典型看法，感到以下几方面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本身及实行中的“软肋”，亟待改进和加强。 　　一、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应当和检察机关分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民主推荐，征得本人同意，考察后确认。”对考察和确任的主体，《规定》虽然没有进一步明确，但很明显是各级检察机关，因为《规定》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而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只有配合选任的义务，这样就产生了人民监督员（以下简称监督员）由检察机关自己选任的结果。基此，检察机关“自己选任监督自己”的监督员，就难免使民众对这一制度的公信力产生合理怀疑。目前，一些检察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弊端，正在探索自行遴选后由人大常委会确认的方式。笔者认为，应该将选任工作移交人大常委会。因为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是代表人民、表达民意的机构，他有义务、有责任帮助检察机关寻求对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外部监督的途径，在监督员制度上升并写入基本法之前，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商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暂且承担这项工作，增强民众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信任感，提高监督结果的公信力。 　　二、应努力避免人民监督员身份的双重性 　　从笔者获取的监督员成份构成看，在第一届监督员当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领导占有相当大比例，在第二届监督员当中，上述人员仍占有较大比例，上述人员被选任为监督员，有可能产生以下弊端： 　　（一）淡化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民主性内涵。检察机关探索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意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主体是“人民”，这里的“人民”应该从狭义上理解，即不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人民团体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群体。当然，担任领导职务的少数社会群体的监督相对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来说，也是社会监督，且该群体一般有着政策水平、表达能力、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但监督员制度是顺应民众了解并介入司法过程，防止司法权滥用、怠用、误用的要求而创设的制度，其“人民性”不仅在形式，更在实在的内涵，如果担任各种领导职务的人员在监督员队伍中占居绝大多数，就剥夺了民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权力，降低了人民群众对这一制度的信任感。 　　（二）弱化了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刚性。监督员的职责是对检察机关所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案件”和“五种情形”实行监督，而职务犯罪的犯罪主体正是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该说，这部分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并且经过了遴选和考察，但是，这类人员及其所在单位是否深隐或滋生着某种职务犯罪，还不敢绝对地下否定性结论，如果这类人员中隐潜着职务犯罪，他敢不敢和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不正当行为较真？如果这类人员将“关系学”中的“潜规则”引入到履行监督职责中，以牺牲原则为代价，与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不正当行为“媾和”，就难免影响监督的实效。 　　（三）在时间和精力上造成冲突。具有领导职务的监督员，在原单位都承担着繁重的管理事务，且有不少必要的社交活动，未担任监督员就已经是“日理万机”，被选任为监督员之后，要学习必要的检察业务知识，进行“三类案件”监督时，要审查相关的材料，必要时还得旁听案件承办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有关人员陈述、听取本案律师意见，如果对“五种情形”实施监督，必要时还得走访当事人。进行这些工作，是要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的。如果监督员在履行监督职责时，遇到需要履行其第一职务的职责，且事关其单位重要利益时，就难以保证其全身心地投入到监督工作中去。 　　结合以上情况，回头再看《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第五条内容是监督员应当具备的一般条件；第六条是担任监督员的禁止性规定；第七条是不宜担任监督员的原则性规定。《意见》第一条是对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的具体解释。上述内容均没有对单位负责人在监督员中所占的比例作出具体规定，导致了检察机关选任监督员时过多地选用了单位负责人。笔者认为，鉴于单位负责人在个人素质上的某些优势，或从监督员成份的广泛性、代表性考虑，把这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