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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 　　摘 要: 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是民事执行能够有效实施的保障。目前,我国的民事执行监督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若失去制度的保障,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就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据我国民事执行监督的现状和检察机关的性质,检察机关是民事执行活动当然的监督机关,我们应积极地构建和完善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将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力制约;制度 　　 　　 一、我国民事执行监督的立法现状与弊端 　　 　　(一)立法现状 　　民事执行的法律规范作为程序法规范,主要体现《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该条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限于法院的“审判活动”,而不包括民事执行活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共30个条文对执行活动做了规定,但没有涉及执行监督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的司法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二是《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前者同民事诉讼法一样,对民事执行监督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但后者用了专章对民事执行的监督问题进行规定,但其规定的监督仅限于人民法院系统内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属于内部的监督和行政性的监督模式。这种监督模式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摆脱不了“自己监督自己”劣势。 　　(二)弊端 　　1.内部监督和行政性监督属于“自己监督自己”的模式,对执行活动的约束力较弱。根据《法院组织法》,我国法院系统是按上下级之间监督关系构建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民事执行行为有一定监督权力。但实际运作中,这种监督作用极为有限。一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情况的掌握不多,难以监督。二是上级法院即便发现下级法院有违法执行行为,从目前法律规定看,似乎也无相应的纠正措施,无法监督。 　　2.内部监督和行政性监督排斥了对民事执行活动的外部监督。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内部监督和行政监督模式,使得审判机关完全有理由认为执行监督是自己内部的事,从而对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产生强烈的抵触和排斥。实践中,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时,审判机关往往超越权限以司法解释形式限制检察机关对其监督的范围。在执行环节上,这种冲突突出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的批复》当中。该《批复》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 　　3.缺乏程序保障机制,执行监督缺乏透明度。在现行法中,很少有涉及法院内部监督的程序性规定,而且法律没有赋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程序启动权。当事人无法通过法定的途径知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的监督是否启动,更无法知道监督程序启动后将如何运行。任何实体性的法律规定若失去了法律程序的保障,就无法实现该法律规定的内在价值,更谈不上实现该法律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 　　 　　二、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依据 　　 　　(一)法理依据 　　1、权力制约理论要求民事执行权接受外部监督。权力制约是指各种国家权力在行使中相互制约的政治法律制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权力制衡理论在法治精神引导下就自然转化为法律监督的形式。而民事执行权没有外部监督的现状完全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也不符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实践证明,民事执行迫切需要外部的监督力量对其进行制约。 　　 2、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其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具有合法性。我国现行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专司法律监督权,其主要职责是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在法治国家,司法机关权力的直接来源就是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必须依法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接受法律的制约。基于宪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的监督必然是全面的、完整的,那么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本来就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责的应有之义、份内之责。如果把执行监督排除在民事检察监督之外,对民事执行中越来越严重的违法现象放任自流,不仅不符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也不能实现民事检察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检察机关不仅是审判活动的监督主体,并且还是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主体。 　　3、民事执行权的性质决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民事执行权从构成上讲,包括执行司法权和执行行政权。但从总体上看, 由于执行行政权在运用频度上占了绝对多数,因此民事执行权主体部分应是行政权。[1]它更多地体现为主动性和单向性的权力属性。现代行政学对行政权进行细致分析后认为,合理的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