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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魏晋文人孤独意识与独立人格 　　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上动荡和分裂的时期，现实中充满了苦难。魏晋文人在维艰的生存空间中普遍存在一种深重的孤独意识，并在孤独中努力探索超越灵魂痛苦之途。然而，魏晋文人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受了道德良知的严峻考验，通过学术研究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独立人格，都是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所罕见的。本文试图分析魏晋文人孤独意识的社会成因以及其与魏晋文人独立人格构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 　　 　　魏晋文人的孤独意识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其中理想的落空、信仰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生命幻化的感触是最直接的作用。 　　（一）理想的落空。一方面，魏晋时代在政治上极为动乱，从东汉党祸之后，历经汉末战乱、三国纷争、司马氏纂魏、两晋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在动荡不宁的时局中，个体生命犹如草上朝露、陌上飘尘，“白骨知是谁，纵横莫覆盖”。人们经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掉了性命，士大夫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丁谧、何晏、邓?r等人在政治权力斗争中不得好死，孔融和嵇康因不肯依附权贵而死在统治者屠刀之下，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争权更是令“天下名士减半”。魏晋文人生逢乱世，在出仕的选择上面临着“进退失据，无以自处”的两难境地，一旦出仕，则容易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丢掉性命；然而要决意退隐，则不仅“门户靡托”，而且生活也会陷入困顿之境。在进与退之间，许多文人为了全身避祸，被迫绝意仕途，走上高蹈远隐、寂寞自守之路。“公和之居屈室，裳唯编草，诫夜叔而凝鉴；威辇之处丛祠，衣无余帛，对子贞而陈贞刚则。”（《晋书?隐逸传》）这几句话说明了魏晋文人之走向隐逸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忧患这一背景。而一些不能决然隐退、被迫混迹官场的文人士大夫为了苟全性命，亦须埋没本性，行止审慎。晋文帝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院嗣宗乎。每与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在司马氏集团和魏氏政权的夹缝中，阮籍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除醉酒佯狂，不涉世务外，还须三缄其口方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这对“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来说，其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孤寂可想而知。他就像一只孤鸟在如磐的暗夜中徘徊、凄鸣。形单影只，处境险恶成了诗人孤独灵魂的象征，这就是阮籍诗中经常出现“孤鸟意象”的原因。 　　另一方面，门阀制度是魏晋六朝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二十二史札记》）门阀制度的鸿沟阻止了寒微文人的仕途之路，一种为世所弃的孤独和悲哀深深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左思和鲍照即为其中代表。据《晋书》本转载，左思出身寒微，因其妹入宫而举家迁入京城，但外戚的身份并不能使他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其二）的社会里，他只能做无谓的挣扎，“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咏史》其八）穷巷士空庐抱影独守的形象在当时有着典型意义。而鲍照尽管志大才高，但由于出身低微，最终也只能发出“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的千古浩叹。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入世的。“学而优则仕”是其价值取向；辅助明主，建功立业是其人生理想之最高坐标，因此出仕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必经途径。然而动荡的时局和森严的门阀制度断绝了魏晋文人的仕途之路，不管是主动的斥拒，还是被动地承受，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都使他们陷入了孤独与痛楚之境。面对政治上的失意和人生理想的破灭，儒家“独善其身”的信条又使他们从“外索”转向“内求”，孤独导致了独思，独思又加深了孤独。理想之失落使魏晋文人深深的陷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悲哀之中。 　　（二）信仰的缺失。魏晋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异数，其特征除政治秩序混乱、经济崩溃之外，还有就是意识形态式微，传统道德衰败。一方面，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魏晋六朝，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学尤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除儒家外，墨、道、名、法、道德、纵横乃至兵家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名、法、道的复兴，尤其是玄学思潮的兴起和高涨给本已日趋衰落的儒家带来极大冲击，整个思想界处于极度混乱的断乳期。 　　儒家学说的两大信条是：出仕与礼教。而这两大信条在魏晋时期都受到了普遍怀疑。出仕方面上文已有论述，然而礼教方面又如何呢？时局动乱，旧礼教早已不复存在，更有甚者，打着“名教”的幌子，却干尽篡位夺权、欺世盗名的勾当。如曹操当权时，曾下诏求人才，谓只要有才能，就是盗嫂受金、无行之辈也没有什么关系（建安十五年令）。可他后来杀孔融，竟借不孝之名，说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到后来，司马懿之杀何晏、嵇康，仍是袭曹操之故智。所以礼法简直成了统治者剿杀异己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