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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代儒学发展与文学思想嬗变之间关系 　　[摘 要]中国文化在不同的社会中积累，代代传承的同时又有发展与创新，其连续性与丰富性让人为之赞叹。能维持长达近二千年余年的封建统治，并长时间处于一种全国统一、中央集权、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状态，究其原因：中国人特有的大一统思想。由此，作为“大一统”出处的儒学与作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文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汉代，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个政权稳定、国力强盛的宏伟帝国，有利于统一、完整、系统的理念产生，儒学就在这种条件下形成。文学在汉代趋向自觉，作为思想观念最直观的表现形式，通过作家的创作理念及作品表达出来。本文主要着眼于作为汉代思想主流的儒学的地位变化与文学思想嬗变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汉代 儒学发展 文学思想 社会环境 观念变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3-0232-02 　　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以“天下无异议”为目标，妄图通过文化高压政策，强制全国上下达成文化统一、思想统一、学术统一的目标，但毫无计划的强制只会造成自身政权的覆灭。所以，当汉成为第二个靠武力快速崛起的王权时，面对着秦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如何做出选择便得慎之又慎了。 　　一、兼容并蓄的汉代新儒学 　　西汉建始，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维持统治又能安定民心的治国方术。所以，内重权术、外重道德、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学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这里的道学是稷下道学，其特点是将老子的“道”引用到社会政治中、讲求“气”、强调“无为而治”（实际为另一种形式的有为而治）。 　　刘邦征战南北时所收揽的知识分子，以儒生为最。陆贾的“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成为汉初选择指导思想的重要标准。这时的儒学不似孔子的儒，充满了积极向上、利于社会发展的功利主义，吸收了诸子学的合理内核，更合乎社会的实际需要，带有极强的事功、外王色彩。 　　这种以“礼”“仁”为核心价值的学说，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并以此为评判标准来规范文学的创作与情感的表达。《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由孔子整理，鲁、齐、韩、毛四家作传，现存的《毛诗序》就是对《诗经》各篇的主旨、时代背景、引申意义等的注释，分为大、小两种。《诗大序》点明了儒家对诗乐教化的重视与系统的理论认识；《诗小序》总结了先秦“诗言志”的功能和其能抒发情感的特点。诗歌作为人们情感宣泄的物质载体，通过想象、比兴等手法将作者的情感抒发出来，富于审美性，“发乎情，止乎礼”成为抒情的最高标准，这样才能教化民众，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效果。当权者用诗来教化民众、巩固秩序、维持统治，民众亦可通过诗来劝谏统治者。儒家的政教观在汉初的政论文中也有所体现，它以儒学思想为内核，吸收诸子之长，表现手法丰富，风格灵活多变，语言生动形象，善于渲染氛围。这种富于感情的政论文打破了以往枯燥的说教，易于接受，充满美感。陆贾的《道基》吸收了道家的转化思想，全文长于铺陈、排比，语言成熟圆滑，气势磅礴浩荡，在连续的对比中，通过实例论证观点，昂扬慨叹的情感跃然纸上。 　　二、大一统下的全盛时期 　　黄老之学为汉朝赢得了恢复时间，“文景之治”时，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均有显著发展。但政权的稳固、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使统治者们变得自满，终致七国叛乱，黄老道学不再适合统治。武帝初年，董仲舒统一儒学，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用“天人感应”证明“君权神授”，将自然与社会、神学与政治合二为一，并上《天人三策》，废刑名，兴太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迎来全盛期。 　　法家推崇刑名法令、君主专制、强权政策，设定的目标具体可行、效果快速明显，但容易引起不满和反抗；黄老道学讲求天道、善于权谋；儒学讲求的是思想的规范而非行为上的强制。所以，儒学将它们折中融合、取长补短，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系统化的伦理纲常、宗法等级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理论支持，刑名法令、各行其道、中庸变通、加以权谋便于巩固政权维持统治，内圣外王、修身治平、天人合一，使有识之士心甘情愿地为政权服务。 　　作为政治大一统附属形式的宫廷文学在汉武帝时成为全国文化的统帅中心，变为具有大一统倾向的新文学。虽仍为政治服务，但其张扬自信、气势浩荡、外向征服、开拓创新、宏博巨丽的气象是之前的文学所不具有的。新儒学的杂糅精神，使地域文化得到融合、雅俗文学能各取所长互补其短，文学观念出现了“一”与“多”的统一：既为政治教化服务，又能抒发情感；既有奇思妙想，又述庄严雄伟，谲谏的真诚、赞美的热情。多元的创作思想与审美心态，集中反映了大一统文化的时代精神。汉赋作为一种完全通过外物描述来抒发情感的新式文体，以宇宙万物为对象，用细致的描写，体现出外向开放、以大为美、超妙精巧的审美要求，完美地将浪漫主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