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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代中期内蒙古畜牧业 　　摘要：明末战乱使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一度凋敝。清初，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畜牧业实行扶植政策。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得以复苏。清中期，政府调整了内蒙古的畜牧业结构；完善赈济制。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继续呈上升趋势。总之，清代中期，在政府积极的政策之下，内蒙古的畜牧业出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关键词：清代中期；内蒙古；畜牧业 　　 　　畜牧业在内蒙古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由于明末连年战乱，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一度凋敝。十七世纪初，清王朝定鼎中原后，结束了蒙古各部封建主之间混乱割据状态，客观上为蒙古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政府建立伊始，对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实行扶植政策，比较注意牧民的休养生息，对其轻役减税，以尽快恢复内蒙古的牧业经济。清初“轻徭薄赋”政策，使牧民负担较轻，从而推动了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保持蒙古的封禁状态，是清政府治理蒙古的基本政策。禁止开垦蒙地，客观上避免了内地汉民盲目流入蒙地，滥垦牧场。保护了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 　　清廷还为了进一步贯彻封禁，保护蒙古的畜牧业，甚至不惜将明代垦熟农田重新划为牧场。 　　清初政府的积极政策和蒙古族的辛勤劳作，蒙古地区呈现出马匹繁滋，衣食丰足的景象。康熙中叶以后，内蒙古经济基本复苏。拥有的牲畜数量大增。正如康熙帝所说：“又无差徭，安插牧场，赐以牲口，五六年间，牲口繁息，生计半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得以迅速复苏。由于畜牧业是一种脆弱的经济形式，所以尽管清朝实行封禁政策，其本意是为了隔绝蒙汉，控制蒙古，但依然在客观上对蒙古的畜牧业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清中期，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蒙古地区的畜牧业经济继续呈上升趋势。大约在乾隆后期份近百年间，牧业经济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乾隆时，清朝对内蒙古的畜牧业经济是作了一些调整的。虽然乾、嘉、道三朝都重申了有关禁垦令，但随着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由鼎盛走向衰败，出现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1743年（乾隆八年），直隶地区闹旱灾。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还有，据有的学者考证，康熙中叶以来，特别是雍正年间，从总体上看，中国粮价相对平稳，而到了乾隆年间，则开始上涨，并呈现出长期上升的趋势。1737年（乾隆二年），虽各省关税减收百余万两，但“京师货物价值，日见腾贵”，而外省亦复不减于前。1738年（乾隆三年）发现“近日钱价转昂”。粮价的连年告警，使清廷紧张不安，终于在乾隆十二年底，导发了一场著名的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造成乾隆年间粮价持高不下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人口增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时，粮价增高也意味着内地谋生趋于艰难，后果只能是更加刺激人口向口外迁移。实际上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封禁限制开始放松。当时由于内地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天灾荒年，使华北地区和山东省等地的大批破产农民和小工业者，不顾清朝的禁例，纷纷出边，向蒙古地区涌进。乾隆帝说：“国家生齿繁庶，即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一带，往往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甚利甚溥……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①1743年（乾隆八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地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到口外谋食。 　　由乾隆帝几次上谕明确允许内地农民出边垦种这一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清朝在确定畜牧业是蒙古主要经济源泉的前提下，也兼容了农业，客观上肯定了中原农民出边耕种对繁荣边疆经济的意义。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农业开发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单一游牧经济，使内蒙古地区出现了半农半牧区。清代内蒙古畜牧业的生产水平是低下的，而蒙汉杂居，互相学习生产技术，农牧业之间，互相接济。许多蒙古族向汉族农民学会了种地，汉族农民也向蒙古族学到了放牧和制作奶制品的本领。以后，这成为农业区内的普遍现象。农业区内的蒙民，特别是经营农业的，普遍实现了定居生活，改变了传统的简陋生活方式。促进蒙古社会以畜牧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生产迅速发展。随着畜牧业商业的出现和发展，畜产品有了加工和销售，这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在清中期时，农业与畜牧业兼容并存，对畜牧业经济是没有太大不利的。 　　清代，推动蒙古地区畜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设立官办牧场。众所周知，蒙古和清朝都是马上得天下，都注重马政。而“马政之得失，首视乎牧场”。内蒙古的官牧场，乾隆朝以后也有一定发展。《清实录》载，1754年（乾隆十九年）“查庆丰司三旗牧场，现有羊二十一万五千余只，达里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