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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研究 　　摘 要：用概念隐喻理论分析并评估现行高中英语教材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不仅能够拓宽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范围，使得教材分析建立在先进的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可以丰富现代教育思想、体现课程改革精神，进而为教材编写提供隐喻认知依据。这是除了从传统角度分析教材外的又一新的视角。 　　关键词：概念隐喻；高中英语；教材；评估；编写 　　中图分类号：H05；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205-06 　　国外关于教材的研究始于19世纪50、60年代，当时的英语教材评价主要集中在听说教学法和传统的语法翻译法的教材，之后对教学课程和教学材料的评价成为主流。20世纪80年代，Seaton曾提出了英语教材分析的十多项内容，但其评价内容过细，难以操作。David William较早地提出了教材评价标准一览表。Cunningsworth最先出版了教材评价的专著，其中提出了教材评价的一些原则。Breen Candlin认为对教材的评价应结合对学生学习方法、技巧培训和课堂学习等要素，把评价者从教师扩大到了学生。进入90年代，教材评价取得了新的进展。Jo McDonough Christopher和Shaw的教材评价在当时颇具影响，他们提出的教材评价标准是目前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之一。Ellis提出了如何进行有关英语教学材料的评价细则[1]。教材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对照法、二分法、三分法。HutchinsonWaters提出教材评价的对照法，即将“主观需要分析”和“客观对象分析”相互对照的客观评价方法。Grant把教材评价分为初步评价、细节评价和使用中评价。Sheldon认为教材评价的方法应分为整体印象评价和定性评价。Jo McDonough Christopher和Shaw把英语教材评价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Cunningsworth在《如何选择教材》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英语教材评价的方法，提出了整体印象评价和深入评价两种方法[2]。 　　国内关于英语教材的研究与教材评价研究是从引入国外专家学者的观点开始的，主要集中在教材编写、教法研究以及教材分析评价等方面。如程晓堂提出的教材编写六原则、刘道义提出的编写要符合的4个基本要求；何林松、张鹏伟、李梅等探讨了新课程理念下的英语教学法；周雪林认为一部教材的好坏涉及了6个方面、丁朝蓬认为教材评价要按照5个步骤依次进行等[3]。然而到目前为止将隐喻理论运用到高中英语教材研究中的论著还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谈一谈隐喻视角下高中英语教材分析的意义与方法，权为引玉之砖，以期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重视。 　　一、研究背景 　　西方关于隐喻研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英语中的“metaphor”一词就是源自希腊语“metaphora”，意为“carrying across”，即由此及彼，将两个不同的事物进行比较，找到其相似之处。自隐喻诞生以来，西方对于隐喻的研究经历了从隐喻的修辞学研究、隐喻的语义学研究和隐喻的多学科研究3个阶段。西方历史上关于隐喻的理论主要有昆体良的“替代论”、亚里士多德的“比较论”、理查兹和布莱克的“互动论”、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福可尼耶的“合成空间理论”。传统观点认为隐喻是一种修辞现象，20世纪80年代，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问世，标志着隐喻认知研究的开始。他们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并指出我们赖以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基本上是隐喻的[4]。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了以文字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使其正式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之后Michael Reddy提出管道隐喻理论，对莱考夫提出的3类隐喻分类加以补充。E.F.Kittay在其《隐喻：其认知力与语言结构》一书中提出“透视观”，从语用学、认知论的角度进一步深化隐喻研究[5]。此时国外的隐喻研究主要集中在隐喻的分类和多学科解读上，而后隐喻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进一步扩大，应用研究开始增多。进入90年代，英国学者卡梅伦和洛合编出版论文集《隐喻的研究和应用》，标志着隐喻研究已经步入应用性研究阶段，开始注重隐喻与语言教学的联系[6]。 　　国内关于隐喻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为止，根据相关论著的数量和分布，我们可将国内隐喻研究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以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评析各种隐喻理论，从语义、语用、认知、文化等方面不断探讨、进一步完善隐喻理论，通过分析具体语料深入对隐喻的研究3方面上[7]。重要的著作有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胡壮麟的《认知隐喻学》，论文有赵艳芳的《语言的隐喻认知结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评介》、束定芳的《试论现代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