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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实践问题 　　摘要：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这一原则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事实上，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笔者认为，必须形成合理的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观念。本文从牢固树立法治是法律的法则信念、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意味着要对犯罪作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解等几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实践这个问题作初步研究。 　　关键词：罪刑法定；司法实践 　　 　　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在立法上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也即“法制原则”或“合法性原则”，这一事实解释非常重要，为我们重新探索罪刑法定原则打开了新的思路。中国刑法学界一贯将罪刑法定原则之“刑”固定化地认定为“刑罚”，并将其基本含义理解为：对于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量刑幅度等都必须由刑法明文规定，对于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都不能认为是犯罪和处以刑罚，即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具体地讲，罪刑法定原则包含着三个基本方面的要求：一是罪刑法定化，即什么是犯罪，处罚犯罪的刑罚方法有哪些等内容，都必须事先由成文法加以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裁断；二是罪刑明确化，即对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其应当判处的刑罚必须由刑法确定下来，不得规定不定期刑；三是罪刑规范化，即刑法条文用语必须规范准确，不得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 　　自从1997年新刑法明文把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以来，罪刑法定原则已成为人心所向，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这一原则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有些时候甚至还把它当作神高高挂起，好看而不起作用。罪刑法定原则首先是立法原则，人们对此似乎没有什么疑问。我们所熟知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禁止扩张解释、禁止溯及既往、禁止不定期刑，禁止运用习惯法，刑法的效力不得溯及既往等原则。无疑都是在立法上明文体现的，也是可以通过立法条文明白无误地予以表达并禁止其相反情景出现的。立法的本意在于司法，罪刑法定原则的任何立法上的贯彻，本意上都是为了更好的司法贯彻。我国刑罚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仅从字面上就能看到，罪刑法定原则其实是对司法活动作要求和限制的原则，要求――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要依照法律规定来司法；限制――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得司法，这里暂且把司法理解成为对犯罪的人适用法律予以处罚。这种表述，似乎无意中道出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罪刑法定原则最终是靠司法实践活动来实现的。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某种“信条”，只是念经的时候才用得着，实践中是否贯彻又另当别论了。罪刑法定原则只有通过每一个具体个案的司法实践活动来予以保证，它才能真正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水平，不仅要看立法上完善的程度，更要看由无数个司法实践活动对罪刑法定原则给予的保障。在司法实践活动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保障上面，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从观念上去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本意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从审判机制上去限制法官对立法原意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曲解，但由于司法权本身具有扩张和膨胀的可能，司法人员从可以实施类推的司法氛围中转向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将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既得利益”(中性词)会丧失，所以我们如何能消除司法人员对这一原则的本能抵触，使其从“观念上”接受罪刑法定原则呢?要解决这一问题的确很难。笔者认为，形成合理的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观念所不可或缺的。 　　其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与法治的时间维度有关。马克思在分析法律时曾经指出，法律就是将现状加以神圣化，“而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将现状神圣化的)情况就会发生”。马克思于此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洞察――法治的时间维度。当马克思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之际，他不是将时间仅仅视为法治发生的一个场所，因此是可以同法治的逻辑构成分开讨论的一个外在因素；他是将时间作为法治的一个建构性的内在变量，是法治的一个固有的或内在的要素。所以，法治是一个历史化、逻辑化结构的社会关系，时间是其内生的变量。法治的时间维度决定了法治秩序与法律的频繁变动、司法权力过于灵活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法律的频繁变动不利于法治的生成。所以，法治只能是一定时间维持下的法治。法治秩序需要时间来调整和磨合，需要相对稳定的法律规则和可预测的司法行为。法治的时间维度决定了在当前中国坚持罪刑法定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