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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现代性三重维度及其在中国生成 　　摘要：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人自身的现代性，它是人在自我敞开中呈现的现代性理念、制度和态度所形成的多维互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使现代性拥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现代性在中国生成的主要问题不只在于人们所强调的现代性理念的不普及、宏观现代性制度的不健全，而且在于微观现代性的理性机制还没有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在于作为人自身现代性最活跃维度的现代性态度远没有发育，以至于人自身的现代性无法真正生成。 　　关键词：人自身的现代性；现代性理念；现代性制度；现代性态度 　　作者简介： 赵福生（1971―），男，黑龙江桦南人，哲学博士，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副教授，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1-0034-06收稿日期：2008-11-27 　　 　　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的能指开始狂欢，竞相登场的现代性话语的主潮突然一反20世纪初的现代性的强大的理性同一逻辑，“多元现代性”的话语应运而生，并衍生出“欧洲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性”等多种形式。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现代性的“多元”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如果存在，这种“一致性”到底是什么？这种一致性对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生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本文拟从现代性自身的多重维度入手，探析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并尝试回答“现代性如何在中国生成”的问题。 　　 　　一、现代性的三重维度 　　 　　现代性在从西欧发源地向全世界传播并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审美现代性的经验形态到哲学现代性的理论形态再到社会学现代性的制度形态的转变，经历了从少数精英的审美体验到追求正义的规范体制再到大众对人自身存在的反思的逐层深化，形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多种表述形式。 　　1． 现代性的一元逻辑 　　现代性的主题化首先体现为艺术领域的一种先锋体验。波德莱尔指出：“现代性是什么？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1］（P424）这种先锋体验的突出表现是波德莱尔将自己视做“富有活跃想象力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短暂的愉快更普遍的东西”［1］（P424）的人。这种现代性集中体现了人自身的感性能力，是对文艺复兴的新感性的倡导。以往的现代性研究从学科角度命名，波德莱尔的现代性为“审美现代性”，如今现代性的“通识研究”要求我们在注意学科界限的同时观照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林中树木巍然矗立，长相毗邻却彼此不识。”［2］（P1163）诗、文学、绘画与哲学等不同文化形式都随着时代的不同在各自的方向上对人的生存状况作出具体的回应，因此，在其最基本的文化精神上，它们具有内在的相通性。 　　与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感性特征强调不同，在哲学领域，现代性一开始就和人自身的理性关联在一起。如同贝斯特和凯尔纳指出的那样：“从笛卡儿（1596―1650）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到重建。”［3］（P3）康德的宣言“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性”［4］（P169），将理性与现代性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念都建立于人自身的理性能力的基石之上。为了克服康德理论的内部矛盾，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使现代性以一种自我同一的理性的面目表现出来。然而，理性的自我同一必然导致其自我膨胀，排斥他者，人自身全然没有了去处，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的自我同一”的做法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现代性的一元理性逻辑所面对的难题呼唤现代性二元理性视角。 　　2． 现代性的二分法 　　比之于现代性的一元理性逻辑，现代性的二分法把道德视角引入进来，而这种道德视角的引入集中体现于现代性的社会学研究。韦伯将现代性划分为制度和理念两个层面，将理性相应地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从而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现代性二元理性结构。韦伯对宗教道德给人类理性行为带来的影响与他的“合理性”范畴成为后人研究现代性的理论资源,而他的“合理性”并不等于人们通常以为的合乎“理性”，而是一种价值性、合目的性，这使韦伯超越了理性一元论，将理性一分为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坚持价值理性出发，韦伯得出了理性的科层制比传统官僚体制更具合理性的结论，他主张以理性权力超越身份、血缘和“神授”权力。从批判工具理性出发，韦伯提醒人们：“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5］（P233）工具理性成了束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