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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陶渊明隐逸情怀形成之因 　　摘 要：作为中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隐逸情怀的形成，有其复杂的时代原因和特定的个人原因：黑暗与光明并存的社会现实，崇尚隐逸的社会风尚，任真自得、直道而行的率真个性，儒道佛兼修的思想修为，坎坷起伏的官宦生涯。这些都潜移默化地促成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 　　关键词：陶渊明；隐逸情怀；时代；个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7-0128-02 　　陶渊明，名潜，字元明，又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厌弃官场繁复黑暗，归隐田园，是东晋末南朝宋初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是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开创者。综观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往往流露出淡泊宁静的自然之趣，于平凡生活中感悟人生真意，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可归为隐逸诗歌。在晋末和南朝，陶渊明尚未受到重视，而陶诗真正受到较为普遍的重视也是从唐代才开始的。但即使是在玄言诗充斥文坛的东晋和诗风愈加糜烂的南朝，依旧有人看到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如颜延之的《陶徵士诔》对陶渊明的人格倍加赞扬，钟嵘的《诗品》举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毫不为过，陶渊明的归隐，既不同于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可有可无，也☆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不同于道家的消极避世，而更像是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实现和升华，一种生命的诗意化存在。它是陶渊明用人生勾勒出的隐居，是陶渊明内在情怀的完美诠释，这种情怀，我们称之为“隐逸情怀”。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往往是多种因素合力为之；任何事物又都不是独立存在处于真空中，而是与历史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陶渊明隐逸情怀的形成也必然有其特定的时代原因和个人原因。 　　一、从时代视角看陶渊明隐逸情怀的形成 　　1.黑暗与光明并存的社会现实 　　回顾历史，魏晋南北朝是介于秦汉与隋唐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从东汉末汉献帝初平元年即公元190到208年，军阀混战，魏蜀吴三足鼎立；208至420年晋王朝昙花一现；其后宋齐梁陈于建康（南京）建都，史称南朝；北方各少数民族割据自立，史称“五胡十六国”；439年北魏一统北方，与南方刘宋王朝对立，史称南北朝；魏分东西魏，又被北齐北周取代，577年周灭齐；581年杨坚灭周建隋，并于589年南下灭陈，中华重归统一[1]1。 　　从东汉末军阀混战到隋朝统一，历时近四百年，期间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断，民不安生。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见证了这段历史，他的性情、思想、行为都难以逃脱这番动乱的影响。陶渊明出生在官宦世家，“曾祖侃，晋大司马”[2]3，祖父陶茂、父陶逸做过太守之类的官，外祖父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陶渊明可谓是元勋之后。从《饮酒》、《杂诗》等诗中，可以看到陶渊明并非自始就有归隐之念，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他也期望在政治仕途中有所进取，但他所处的年代时局动荡，宗室斗争激烈，军阀野心勃勃，血腥杀戮不断，动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安感。这自然消减了陶渊明的政治抱负。 　　魏晋南北朝动荡不安乃历史的黑暗面。然而乱世出思想，乱世之下的意识形态更易自由发展，魏晋时期便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光明之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道盛行，与之相比，儒学走入低谷，但儒家所维护的道德伦理、名教纲常是任何统治者都不能完全抛弃的，三教合一的趋势日渐明显，形成了多种思想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时代思潮格局下，人的思想自然百花齐放。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遗世独立，他的思想必然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家影响，呈现一种多样性：在仕途顺利时“好六经”的儒士之风便会突显；而遭受曲折，不忍污浊政治时“性本好丘山”的追自由、慕自然的隐逸情怀就会显现并践行之。 　　2.崇尚隐逸的社会风尚 　　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儒家学说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地位日渐削弱，同时统治者忙于征战，缺乏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塑造，使得各家学说得以自由发展，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局面大体形成，并衍生出玄学一脉。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之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主张辨明析理，崇尚自由，向往自然清淡。加之当时政治上的争夺杀伐，知识分子非但不能大展才华，反而时刻有性命之忧。因此他们崇尚老庄，试图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心中苦闷，极易形成隐逸品格，隐逸之风成为许多士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体验，隐逸文化也成为当时文人之好。例如名士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风流自得，自我意识空前膨胀。而陶渊明就处于尚老庄、盛玄学的时代，名士之风盛行，其隐逸情怀的形成，应当说与这种时代背景及东晋士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