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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重写文学史认识与反思 　　摘 要：本文通过对80年代“重写文学史”进行剖析，理清该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进行解析，进而反思它在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具有先天的不足。 　　关键词：“重写文学史”；“审美的历史的”；“多元化”；“个人性” 　　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根据当时思想潮流和对文学历史的思考，在《上海文论》中首先提出了设置“重写文学史”栏目，引发了广阔的社会影响，并使“重写文学史”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它以审美的、历史的标准去评价作家作品，反思以往文学史写作的政治模式，并在实践上给予了大量的探究，虽然“重写文学史”专栏在1989年就停办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重写文学史”的终结。相反，它的提出却提醒着学者们对已有“文学史”应采取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从而推进了现当代文学学科朝多元方向发展。本文旨在理清“重写文学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反思该事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提出对该事件的反思。 　　1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及其缘由 　　1.1 “重写文学史”的整体概况 　　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根据当时思想潮流和对文学历史的思考，发表了一些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和文艺作品的观点40余篇，直指困扰当代文学史的症结所在。“重写文学史”专栏在推出时就开宗明义地表明了“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不仅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于通过激情的反思给行进中的当代文学发展以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发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学术宗旨。关于如何重写的问题上，他们强调“审美原则”，试图从审美的、历史的角度对文学史进行重写。随着“重写文学史”参与者的增加，所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重写文学史”由一个专栏、口号逐渐演变为一场席卷学术界的思潮。在“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下，“重写文学概论和文学史的实践达到了顶峰，1988年出版文学史35种，1989年出版文学史38种，1990年出版文学史31种”。 　　1.2 “重写文学史”提出的主客观原因 　　“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与80年代整体思想解放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的‘文学史书写’实际上是与现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政治演变、意识形态变迁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文化工程之一部分，‘文学史’是一部知识分子书写历史、阐释历史、参与历史的‘权力’的一种‘确认’。”也就是说，历史书写者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书写的“史”恰恰是当时历史的反映。整个80年代文学界思想开放，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被看作是继“五四”文学运动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初的重评”“20世纪中国文学”（还包括“新文学整体观”）等各种文学的、社会的事件的必然产物。 　　80年代，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著作的译介推进了上海“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其中，有两本海外文学史对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二是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夏志清对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凌叔华的高度评价，司马长风以诞生期、收获期、凋零期对新文学发展进行的段落区分，以及对新月派、语丝派、孤岛文学等文学潮流的文学现象的分析等，对80年代大陆重评作家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理群后来回忆说：“夏志清对我的启发主要是他对几个作家的发现，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师陀，还有端木蕻良，因为我认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功力主要在于发现作家，所以印象很深。但是当时，我总的看法是他的反共意识太强，而且我不认为他的整个框架和思路有什么新的东西。司马长风的艺术感觉非常好，这对我有影响，我对周作人的研究就受到了他的影响。当时，我们接触到的海外学者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他们的著作都是个人著述，而那时，我们都是教科书，好像是吹来了一股新鲜之风，这也是一种影响。”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重写文学史”也成为一个新的方向。“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为上海“重写文学史”打了一个大大的伏笔。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正式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他们强调要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有机整体。“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20世纪中国的每一个创造，都必须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这种以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强调要“改造民族的灵魂”，它是作为“现代化文学史观”“启蒙主义”和“整体观”三位一体的姿态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