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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钱学研究 　　对于“钱学”的研究，学界取得了很大进步，可关于钱钟书《谈艺录》的唐诗学范畴研究甚少，目前并没有直接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从历年的研究文献来看，学界在这一块似乎是空白，但也并不是无绪可抓。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有关于唐诗的整体观念和诗人的诗作诗评，为了能从唐诗学的角度加以梳理，从而彰显钱钟书先生独特的唐诗观念，本文就前人关于唐诗的一些论述进行整理归纳，以期能管窥蠡测，形成一定成果。 　　 　　一、《谈艺录》写作肇因及结构 　　《谈艺录》的写作肇因沿于钱先生38年在归国的途中认识了冒效鲁，见到他父亲冒广生，得到了冒广生所著《后山诗天社注补笺》，钱先生对此不满，他认为补笺没有直接补注好①。张文江在《〈谈艺录〉分析》一文中对谈艺录的结构、写作时间、价值、写作思想都进行了分析，《谈艺录》总论部分即第一章，由“诗分唐宋”入手，批评方面，诗人入唐从李贺开始，其次论到韩愈，昌黎数则是宋诗的根本，“《谈艺录》全书于唐，以长吉、昌黎为重镇，其中李长吉是全书中论述章节最多的诗人，重视修辞设色为全书的重点之一，此外于唐尚有张文昌、杜子美，其中张文昌数一则由昌黎旁及而至，杜甫一例非重点论述，独悬于外。”②建立了全书的框架和坐标。钱先生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同时，钱先生博闻强识，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著述能旁征博引，对于书中所需材料信手拈来，能将中西打通、南北打通、学科之间打通。③由此可见，钱先生对唐诗的鉴赏角度也独特。 　　 　　二、“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 　　唐宋诗优劣之争，南宋已然，至此成为诗歌史上一段“公案”，后来历代对这一问题都有所论述，褒贬不一，钱先生最赞成《苏平仲文集》中的“以体裁论，不以世变论”④。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唐诗、宋诗，亦非紧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以丰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⑤”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他又列举唐诗人中擅为宋调者如韩愈、杜甫、白居易、孟郊，宋诗中擅为唐音者如赵耒、江夔、九僧、四灵，说明了唐音中含宋调，宋调中亦容唐音。 　　严羽在《沧浪诗话》云：“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⑥”姑且不论其合理性，就此而言，唐宋诗优劣难分，宋变唐音，唐染宋调。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打通”。“文以气为主，……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唐诗、宋诗的分别，主要不在朝代之别，乃风格体性的差异。这里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相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风格，前文以述，兹不赘言。第二种情况，不同的时代，亦有相同的风格，近代学人吴宓云：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指两种不同的风格，宋代以降，不乏大家，没有能超出唐音、宋调者。⑦ 　　 　　三、钱钟书唐诗视角观 　　钱钟书对宋诗的喜爱超过唐诗，钱钟书所论唐代诗人达100余人，在这100余人中，钱钟书跳出了前人论唐诗的窠臼，首先他走出了朝代盛衰的划分界限，对前人见解不附和、不苟同，提出了自己的精见妙识，同时，言诗并不从唐代一流诗人入手，故在《谈艺录》中没有辟专篇论李白、王维、孟浩然，至于杜甫也许是为了论证宋诗的必要开辟了一个章节，但相对于其它的诗人如李贺、韩愈、张文昌而言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相反，在其他著述中很少见到的唐代诗人出现在《谈艺录》里，这类诗人有裴说、贾至等诗人，甚至不入流的诗人如富嘉谟、郑谷也能进入钱先生的视野，这一方面与钱先生“探幽入微”的治学精神有关，另一方面钱钟书独特艺术视角，这与钱钟书的大家风范不无关系，发掘被诗歌史遗忘而有很有价值的诗人有关。 　　钱之著述乃是立足于古今中外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重在揭示文心与诗心的著作。本身就是诗人的钱钟书，在学术研究中，并不专注于注释、考证“作者之身世交游”之类的考察，而是沉浸于诗中，以诗人的眼光，用志不分地对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的诗心文心，抉幽探微，辨别是非，从而达到对“诗眼文心”“莫逆暗契”之“禅彻悟境”。对此柯灵先生曾有一个很好的评价：钟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著作……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汇今古，而绝傍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