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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现状与改革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5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教育与挽救违法分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逐渐浮出台面，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拟从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其改革的有效、正确途径，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完善提出浅薄见解。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　现状与改革 　　 　　1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历史 　　 　　我国的劳动教养创建于1955年8月，当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旨在把不务正业、违反法纪的有劳动能力的人进行改造，以维护公共秩序和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治安领域实际，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法律对劳动教养对象作了扩大，而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作了补充。劳动教养经历了50多年，形成了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体系。而劳动教养的宗旨，也从最初的“人民民主专政工具“转变为”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 　　 　　2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弊端 　　 　　2.1教养制度在立法上的冲突导致其陷入于法无据的局面我国现行劳动教养法的依据主要是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意味着我国公民人身非经法定的程序和依据不得非法逮捕、拘禁、非法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二章第一节明确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制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进行改造的行政处罚，其所依据的仅仅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是法律效力等级更低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没有一部可依据的法律，这导致我国目前劳动教养的法的依据与国家基本大法和比之更高法律效力层次的法律相冲突，显然不符合《宪法》和我国所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护人身不受非法侵犯的立法精神。 　　 　　2.2劳动教养的审批权过于集中，程序规定不严格，易导致权力滥用我国法定的劳动教养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虽然劳动教养委员会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组成，但是实际上劳动教养委员会的职权长期由公安机关独揽，掌握着劳动教养的决定、延长、减少、解除的审批权，劳动教养委员会名存实亡。而在程序方面，劳动教养的操作规则和刑事案件刑罚适用相比较，没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严格的侦查、起诉和审判后才能交付执行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劳动教养一经作出便立即交付执行，没有明确告知被劳动教养人复议权、起诉权等救济方法。这样的形势使劳动教养处于一种独权、不公开、不透明的状态，致使公安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时，由于人情世故、接受贿赂等而贪赃枉法进行“黑箱操作”，滋生腐败，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2.3劳动教养的处罚界限不明确，处罚程度偏于严厉我国刑法规定的管制期限为3个月至2年，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至6个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治安拘留最长不得超过15日，而劳动教养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劳动教养规定的期限和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低刑，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治安拘留最高期极其不协调。另一方面，就限制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而言，劳动教养明显偏重。管制属于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于犯罪人原住所地执行；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在原住所地执行，每个月可以回家1至2天。而被劳动教养的，要被收容于专门的劳动教养场所，无法回家探视，且与刑事案件中被同样判处3年以下期限的有期徒刑的刑罚适用相比，其有适用缓刑的规定，而劳动教养则无相应的规定。劳动教养适用的对象主要是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罚的人，其适用对象和治安管理、刑事处罚相重叠，导致适用劳动教养的任意性和不公正性。 　　 　　2.4劳动教养缺乏监督，实际操作混乱由于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无法发挥其职能，实际上由公安机关独自行使，致使其形同虚设。由于没有第三者的参与，公安机关成为了自己案件的法官，容易导致劳动教养案件办理的任意性、不规范性。虽然《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和《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试行办法》等法规、文件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具有监督权，但是在实践中，检察院往往只对劳动教养的执行实行监督，没有对劳动教养的审批、申诉等环节监督。除此之外，由于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