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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孟子论辩方法 　　摘 要：孟子以“善辩”著称，这主要得益于他对论辩方法灵活多样的运用。其论辩方法有直言法、移花接木法、设彀法、譬喻法。 　　关键词：孟子 善辩 论辩方法 　　孟子是孔子以后战国中期儒家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其以“好辩”著称。究其原因：一是孟子为了坚持和宣传他的观点和主张，不得不经常展开激烈的争辩，其曾有“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之语[1]（《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即是佐证；二是孟子之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2]当然，孟子不仅“好辩”，更善辩。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便认为孟子“语约而意尽，不为?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清人刘熙载也曾在其《艺概?文概》中赞叹孟子之文“析义至精”“用法至密”。 　　孟子长于辩论，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公孙丑上二》）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对具体论证方法灵活多样、富于变化的运用。笔者试对其论辩方法加以探析，略作归纳，论述如下。 　　一、直言法 　　直言法即直截了当地摆出自己的观点，使听者明晰事理的正确性、合理性、必然性，从而接受观点的方法。 　　如著名的“孟子见梁惠王章”（《梁惠王上一》）记录的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次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梁惠王发问，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孟子看来“利”与“仁义”是难以调和的，所以机智地以“利”为突破口展开了论述。他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接着痛批“利”的危害，阐述“仁义”的好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孟子指出王、大夫、士、庶人，如果都说“何以利吾身”，就会产生“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可怕结局，甚至会导致“千乘之家”弑“万乘之君”，“百乘之家”弑“千乘之君”的悲惨下场。孟子在此即直指“言利”只会带来弑君亡国的危害，惠王闻之，触目惊心，深为叹服。这种大胆的精神、鲜明的观点、明快的风格为司马迁所赞叹。他在写《孟子列传》时，开篇便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清人赵襄周也在其“孟子文评”中评析说：“单刀直入，大旨豁然，斩断迷途，引归正道。” 　　“梁惠王曰章”（《梁惠王五》）也是如此，梁惠王在先后为齐、秦、楚所败，大儿子战死的情况下，感到莫大的耻辱，他向孟子问策，希望能振兴魏国，一雪前耻。此处，孟子还是直言其观点，他向梁惠王讲了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即“施仁政于民” 。随后又点出魏如“施仁政于民”则“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以及齐楚秦诸国不施仁政，“夺其民时”的恶果，一正一反，两相对比，使惠王清楚地意识到倘“施仁政于民”，则“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二、移花接木法 　　孟子在游说或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会迅速转换话题，以确保游说或论辩的成功。此即移花接木法。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梁惠王上七》），一开篇，齐宣王就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此句意思是：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您能讲给我听听吗？齐宣王此问是有原因的，因他处于齐国的强盛之时，一心想以武力征服中原，称霸天下，所以想让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之霸称霸天下的事迹。而众所周知，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双方的观点可谓尖锐对立，如果孟子此时直言不愿谈，双方必然不欢而散，那么劝宣王“弃霸道、图王业”的游说也随之会失败。孟子深知这一点，旋之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作答。也就是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谁提到过齐桓、晋文的事情，所以后代就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听说过。如果您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就说说以仁德的力量一天下的“王道”吧。其实，孟子所言非实，他曾经自述：“……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理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二十一》）从中可知，他和孔子都熟知齐桓、晋文之事。孟子之所以推说不知，就是为了避免正面交锋，缓和谈话的紧张气氛，从而巧妙地把话题以“霸道”转入“王道”，以确保游说的顺利进行，直至成功。 　　“庄暴见孟子章”（《梁惠王下一》）也是如此，孟子见齐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孟子的话一出口，齐王就“变乎色”，很尴尬，不得不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见当时谈话的气氛有多不融洽。如果孟子顺着齐王的话题去谈“先王之乐”和“世俗之乐”的雅俗高下，谈话的气氛必然更为紧张，劝说齐王“行仁政”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所以孟子适时地转换了话题：“王之好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