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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有中国特色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 　　主持人言: 我一直认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高等教育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之一。可是,正如有学者批评的那样,我国教育研究一直存在着“依附现象”。从研究内容上,主要是翻译、介绍、诠释国外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形式上,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比较研究只是一个空壳,基本上是复制别人的教育思想、理论、观点、结论和假说;从研究成果上,基本没有原创性的发现和理论,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和问题,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模仿、验证等重复劳动;从研究话语体系上,是一种比较艰涩的、痕迹明显的翻译语言。教育研究从过去的“言必称苏联”变成了“言必称美欧”。由于我国教育研究明显的西方中心观,即以西方的教育作为评判我国教育的标准,显然不能对我国教育变革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对于古代教育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种“食洋不化”与“食古不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对教育的现实关照,其研究成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大打折扣。为此,本期“专题评论”栏目选择了《深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和《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新诠释及其现代价值》这两篇文章,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从本土化与现代价值视角研究教育问题,希望能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者的反思。 　　(特约主持人刘尧) 　　 　　摘要: 通过运用教育政策工具来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政府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当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出发,大力开展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是时代之需,亦是教育研究的一个紧迫性课题。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首先源于我国教育政策大生产事实的内驱动,研究的意义进一步彰显;从深层次来看,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是政策国情环境基础所需,也是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与话语引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局限性之反照。 　　关键词:教育政策;本土化;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0)06-0021-05 　　 　　公共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实现其职能的主要手段。“现代政府的基本活动方式就是制定和实施政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来实现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有效领导与管理”[1],对一个民主、服务型的现代政府而言,政策是他用来解决在理政职责范围内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基本手段(工具)。教育是公共部门中颇为热门且最为贴近民生的一个领域。 　　通过运用教育政策工具来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新时期我国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出发,大力开展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研究是时代之需,也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特别是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紧迫性课题。 　　 　　一、 教育政策的大生产大繁荣时期呼唤本土化教育政策研究跟进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交以来,我国相对进入了一个教育政策大生产的时期,公共教育政策问题异彩纷呈。袁振国教授曾指出:“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正在日益深化,各层各级重要的教育政策不断出台。”[2]4 　　另有学者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则是当今世界上高等教育公共政策活动最为活跃的现场之一。”[3] 　　反观现实,中国教育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突破与创新。从“免费生师范教育教育政策”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从“一费制”到“两免一补”再到“义务教育阶段全免”,一句话,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出现了一大批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标志性政策成果。而且,伴随教育的深入改革与发展,我国教育政策还将持续处于一种“躁动不安”的阶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政策的推陈出新也势在必行。根据谢维和等的一项研究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在1985―2001年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共颁布各种教育政策1 512件,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教育政策98件,教育部发教育政策1 414件,平均每年出台教育政策88.8件。最少的年份是1989年的56件,而最多的年份是1999年的123件[4]。 　　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量规模,如果加上各省、市、县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教育政策文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教育政策文件库。无独有偶,涂端午博士新近的一个研究截取1978―1998年间的高等教育政策为分析对象,纳入其统计的现行有效的教育法规政策就有533件[5]。 　　为什么教育政策生产会如此繁富、生机勃勃?上面所提及的政府公共政策工具自身的价值与功能是其中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转型也构成了中国公共教育政策发展的重要动力,相关公共教育政策的研究及其理论基础也进入了百家争鸣与全面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一般而言,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大量的政策和法规来倡导、调节、规范甚至是控制社会行为,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