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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隐性采访风险控制 　　【摘要】前段时间，南方都市报记者打入替考团伙，曝光江西高考替考事件，引爆社会关注。然而，对于记者卧底替考的调查手段，舆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焦点集中在“卧底替考是否涉嫌违法或者违背新闻伦理”。事实上，对于“卧底”或者其他隐性采访手段，这样的争议已不是第一次出现，记者的隐性采访一直面临着法律风险和道德悖论。本文从隐性采访的概念和特征入手，通过对这种采访方式带来的法律和道德风险的分析，找出记者在暗访时所要遵循的原则，并对于相关立法提出呼吁。 　　【关键词】卧底替考 隐性采访 暗访 违法 伦理 　　高考之于中国，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2015年的高考更是发生了一件万众瞩目的事情，那就是“记者卧底替考”。南方都市报记者打入替考团伙，并以“枪手”身份参加了高考，以此揭露江西高考替考事件的详细内幕，让社会为之哗然。在震惊于替考组织对于社会公平的肆意践踏之余，人们也对记者的采访方式产生了疑问：这样的卧底合法吗？作为“枪手”的记者是否已经触犯了法律？使用欺骗的方式采访，是否有损媒体的公信力？ 　　实际上，这就牵出了一个长期受到争议的话题：隐性采访到底是否可行？如果可行，那又该怎样去执行？ 　　一、隐性采访是什么样的采访 　　南方都市报记者这次采用的“卧底”采访方式，在媒体从业者口中，称之为暗访。暗访，又称隐性采访，是相对于公开采访（显性采访）的一种采访方式。这是在新闻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操作方式，但在新闻学上并无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新闻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通过隐瞒身份进行亲身体验，来获取已经发生或正在进行但尚未被公众所知的新闻素材的采访形式。 　　隐性采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那就是隐瞒真实身份，隐藏采访意图，隐蔽采访工具。一场采访，三者居其一，就可以划入隐性采访的范畴，而大部分的隐性采访会同时具备三个特点。 　　二、隐性采访为什么会“流行” 　　隐性采访由来已久。据美国新闻学者罗恩，史密斯考证，隐性采访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1890年。当时，以揭露社会丑恶著称的《纽约世界报》女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化名内利?布莱，扮成精神病人入住精神病院，调查病人受到的待遇，并就此以《疯人院的10天》为题在该报刊出3篇报道。而在中国，近年来隐性采访越来越多地被媒体运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栏目曾以暗访报道为主，而《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至今都是以暗访为主要采访手段；青岛的《城市信报》更是曾以系列“卧底”报道引起业界关注。 　　隐性采访之所以受到欢迎，和它的“隐性”特征分不开。由于在这种采访方式之下，记者不公开身份、不公开采访目的、采用隐蔽手段，能够以极大的便利接近最真实的新闻事件，获得最为自然、鲜活甚至最为隐秘的新闻素材。特别是在一些监督报道中，隐性采访有利于突破批评对象的阻挠，大大提高了记者的采访成功率。从另一个维度来探讨这个问题，隐性采访所形成的报道，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满足受众的诸多心理需求，比如对于“神秘内幕”的好奇心，对于“卧底采访”的冒险代入感。因此，采用“卧底”手段揭露“邪恶势力”丑恶嘴脸的暗访报道，对于受众有特殊的吸引力，更容易形成爆炸式传播。 　　三、暗访的法律风险和道德困境 　　既然隐性采访这么好用，那媒体是否在新闻实践中就可以随意使用？实际上，隐性采访方式在它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争议发生在1979年。此前，1978年，《芝加哥太阳时报》提供资金让两名记者开了一间酒吧，借此收集当地政府安全和卫生官员吃拿卡要的证据，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报道刊发后，引发巨大轰动。然而，在该作品参加1979年普利策新闻奖评选时却落选，《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布莱德里是当年的评审委员之一，他对此报道的质疑颇有代表性：“报纸本身获取新闻的手段是不诚实，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 　　隐性采访广受欢迎，却又备受争议，这就是它的尴尬处境。究其原因，隐性采访之引起关注，乃是被视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与公民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冲突。由于其隐蔽性的采访方式，也容易带来道德上的困境。 　　首先，隐性采访在一定条件下会侵犯隐私权。由于这种采访方式的隐蔽性，当事人的行为和语言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私下”状态，以此作为新闻素材进行公开发布，很容易造成侵权。1996年5月某电台的“高枫事件”就是典型案例。这家电台在歌手高枫不知情的状况下“突击采访”，将其与朋友的电话聊天作为“现场直播”的一部分，导致高枫“很多没有经过大脑脱口而出”的话播出。事后，高枫强烈抗议并向有关部门投诉，最终该电台责任人员受到处分。 　　其次，隐性采访过程中会有“失度”风险。实际上，有些记者的暗访已经明显触犯底线，甚至“以身试法”，给自己和所在媒体带来法律风险。2011年，英国《世界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