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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线条情感表达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物画，在线条表达的情感研究上，对于其应有的关注，本文作者再次从这个角度出发，从当代美术理论与中国绘画美学的结合上，又深入剖析了具有当时时代下人物线条的情感性特征，从情感这个角度再次阐释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线条的内涵。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人物画 线条 情感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绘画艺术真正走向了自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艺术实践上都步入自觉阶段，人物画在创作技巧和表现题材、形象创造上日趋成熟。谢赫曾评论当时的人物画家的绘画作品“穷理尽性，事绝言象”“体韵遒举，风采飘然”。 [1]这种成熟的背后，所依托的是儒家思想、黄老玄学和佛学，学术思辨的解放以及思想意识状态的自由，终究继承并发展了自汉以来人物品藻之风气。不可否认，当被表现对象的内心情感特质被人物画家捕捉并物化为艺术作品时，这线条是情感化的，是“动变者心”，心有所动而形之于线条的。这样，探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术氛围下的人物画线条的情感性，就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论意义。 　　陈望衡先生认为：“当情感明显地依赖于功利时，这种情感不属于美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当情感以自身为本位，在相当程度上摆脱或超越功利性束缚，成为一种自由情感时，它才属于美学研究的对象。”[2]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施荣华教授在谈到情感对艺术的作用时也认为，情感在艺术中是审美主客体的完全的默契，是绝对的呼应，借助于形象思维成功的结合，最终使美走向心灵的自由。用这些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绘画美学研究，来考察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线条的情感性，是不无裨益的。这是因为魏晋人物画的线条是艺术家的情感和被表现对象的情感相互交融的结果，从艺术辩证法的角度来讲，主客体借助于情感这个工具，功利性的内容情感降于其次，甚至完全抛弃，只是彰显其形式情感，当然，这里的情感则是创造性的?D?D?D再形之于线条时，就成了有特定氛围、特定意义的人物画艺术作品。那么，这种特定氛围、特定意义的情感形式一旦物化，那是怎样形成的哪？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品评张墨、荀勖人物画时曾经写其人物画“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3]在风格气韵上，是美妙到极点的，列入神品都不为之过，要的是取其中的灵气 ，象《易经》的思辨方式一样，在望象中取其意。能把他们的人物画提高到《易经》这个经典的高度，足可见人物线条的深邃性。这一点在顾恺之的人物画《洛神赋图》中也可以找到佐证。顾恺之画《洛神赋图》，除了满足当时人们品评人物，树立形象化的标准外，其理性上对玄、道思想深层次的探索，却值得引起关注。《洛神赋图》来源于曹植的文学作品，其人物画线条的表达灌注了一种表现神道的玄幽情感，这种情感有现实的超越，更有内心精神世界形而上的显现，蕴含有空幻的情欲性灵。玄学在思想上借助老、庄、周的思辨哲学成就玄学对玄、远、幽、深及“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自然”、“名教”的祥究，从理论上去触及整体的万事万物乃至茫茫宇宙，通过这种形而上的本体定位，肯定生命存在的合理性。汉代儒学的衰落，奠定了玄学的基础，由此，玄学直接弥补了儒学的不足，它延续和发展了汉代道家的思想、黄老之学，转化了汉末魏初的清谈。汉及汉代前的儒者认为从自然的本身中可体味到修心养性、锻炼身体的秘术，领悟出玄典、养生、修密三部分，可以参悟宇宙奥秘以及人体的机能。玄学虽然是如此的形而上，但从始至末都贯穿着理性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对人生存在价值的思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家在线条的运用上显然借助了玄学的思维，融入了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情感，这种玄学情感性的线条最大的特点表现在感观视觉上就是产生玄远、玄妙的联想。这是由魏晋玄学化的情感决定的。 　　儒家在美学上的价值取向是引乾坤之道与现实政治的，所追求的美的极致是和谐。这就使魏晋南北朝的人物画家在创作人物画时，线条上势必融入“吟咏性情”的审美心理，这是细腻的情感的视觉表述，无论是明劝戒也罢，著升沉也罢，无形中在抒情达意的质点上，将情感的线条内含在对“中和之美”、“雄健充实之美”和对人类苦难与不幸的同情上。艺术的本质特征就是传情达意，表达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线条就是直接寄托儒家美学思想情感的感性工具。1931年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石刻线画中，对宁懋青、中、老年形象的刻画，其线条的运用雄健刚硬，苍涩匀称，儒学的气质一览无余。还有北齐杨子华的《校书图》，线条的表达细腻流畅，风韵超绝，是最具儒学气质的情感线条。另外还有甘肃博物馆收藏的砖画《出行图》，其线条的气质堪称儒学韵味的代表，流畅优雅的线条使整个画面透露出及其均衡的气势。它被描绘于一墓室的东厢壁，线条采用毛笔中锋运势，虽简洁明快，但神韵非凡。可以这样总结魏晋南北朝时人物画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