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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魏晋时期文学自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理论评价，还是文学史的重新审视，都体现了开放、兼容、客观、理性的当代意识。中国古代文学中过多的政治意味日渐消退，学术研究的氛围则日益浓重，很多过去与时代主流意识相左的作品和评论又以本真面目在文学史中展现出来。本文主要从当代“人”与“文”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对魏晋文学的一点看法。 　　 　　一、乱世文学深化了文人对个体生命的体认 　　 　　中华民族传统美学观念中讲求一个和字，而且用运动变化的的理论来突显和的重要，所以我们总能看到盛世王朝的大书特书之史笔，对于乱世、分裂、专制“则更多地从离乱、凋零的角度去阐述人民罹受的种种苦难，正史上也就常常出现带有主流意识评判的“黑暗、战争、独尊”等字眼，而从哲学角度来看“福祸相依”、“否极泰来”、“黑暗寓示着新的黎明”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相互转化中，恰恰是有缺憾的魏晋乱世衍生了自觉的魏晋文学。 　　战乱频繁，文人们的报国梦破灭了。他们的目光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个人自我，面对死神暴虐，性命如蚁的残酷现实，他们更惊骇地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因此，魏晋文人形成一种忧生惧死、依恋人生的凝重凄哀的自然生命意识。作家们更多地在诗歌中流露出感叹生死的情感。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操的《短歌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江淹的《恨赋》。这种“年过何可攀援”、“人生如朝露”、“托体同山阿”的人生慨叹，使人更多地从生命过程和质量去强调生命的意义，从感官上去享受“朝夕生命”的快乐。“天地无穷，人命有终。立功扬名，行之在躬。”(曹睿《月重轮行》)“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陈琳《游览》)即使汲汲于功名，其基点也不完全是献身帝业、忠君报国，而是追逐个人荣耀，借建功以扬名，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存在。立足点显然已转移到以个体生命意味为本位的基础之上。魏晋时期的“文学的自觉”，正是孕生于这种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时代气氛之中。 　　 　　二、沾溉千年的魏晋风流 　　 　　魏晋时代，社会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较少，思想文化呈现放任自流状态。离乱生死的感叹、出仕入仕的思索、玄学的渗透，使整个文学思潮脱离了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求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魏晋玄学也在思想上向人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扇门，使魏晋文人用道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支撑生命。无法在政治上“尚有”的士人带着“贵无”坦然，放弃现实中的名利，在人性修为方面倾向高雅、个性的人生，魏晋文学表现人的情怀和爱好，重视人的任情修为，欣赏人的才性、情感、气质、风貌、格调、风度。这里有嵇康的“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陶渊明“违己诅非迷”的倔强之词，有《世说新语》中《豪爽》、《任诞》、《简傲》、《排调》、《忿捐》等篇中记载的各种趣人趣事或怪人怪事，有钟嵘理直气壮的“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诗品序》)。魏晋风流追求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它外化为颖悟、旷达、真率。实质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讲求“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正如李泽厚语：“魏晋南北朝文学，就是‘人的主题’、‘文的自觉’”。 　　 　　三、门阀制度鸣响望族名门“鼎盛之音”激荡坎廪寒士“不平之声” 　　 　　文学艺术的追求，粗略归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为人生而艺术，一是“为艺术而艺术”。前者带有很强的写实性，是现实主义，往往从儒家入仕的角度去引导人的社会发展，后者追求真人和文学艺术的完美，力求对文学艺术形式、内容、词彩、声律各方面规律进行探讨与创新。从道家即《颜氏家训?勉学篇》谓《老》《庄》《周易》“三玄”的角度[1]，讲求人性自然、放达，自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士族子弟世居高位，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权力一起世代相传，这些望族皇族子弟或组织文人雅集，练达诗情；或争巧字句，衔觞赋诗；或招纳文学词章之士，研讨诗赋创作和学术；或组织“讲认文义”抄撰各类著作。追求比常人更高的人生境界，探求更完美的艺术规律，所以在人生尽情、尽意、尽性方面的抒写达到了极致。为“人”的本性、“文学”的艺术性做了全面的诠释。“钟鸣鼎盛”之音中，“高蹈、旷达、纯美”弥满整个魏晋南北朝。 　　广大下层寒士则因才华不能得以施展，没有仕进机会，在士族封杀下呼喊出文学的高亢之声。如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径，荫此百尺条。”鲍照的《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发出一介寒士倾泻千里的不平之声，激起世代文人报国无门，满腔愤慨的内心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