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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事诉讼中悬赏取证 　　摘 要：民事诉讼领域，悬赏取证尚未有明确的立法规定，其制度的空白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本文主要从悬赏取证的适用范围、悬赏信息的发布、悬赏证据的质证和认证、悬赏金的数额与承担等方面提出规制建议，从而更全面完善我国的民事悬赏取证制度。 　　关键词：悬赏取证；悬赏证据；悬赏信息 　　一、悬赏取证民事现况考察 　　悬赏取证是指当事人为了收集有关案情的证据，通过发布给予公告寻找知情者并给予一定的报酬，从而获得实物证据或请求知情者为其出庭作证的行为。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和行政诉讼执法领域，悬赏取证通过相应的规定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有效的使用，但是在公民日常生活中占最重要位置的民事纠纷领域，其程序法却在这方面规定极少甚至是毫无涉及。这样的状况导致理论界和事务界在认证和操作上面临重重的困难，无法统一标准和统一认知的结果是在实践中会出现“同案不同罪”的现象。而理论界争执的焦点在于涉及金钱利益关系的悬赏取证所获得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不可避免的出现相对的两面，有学者认为无法做到排除合理怀疑就不得采用该方法得到的证据，而另一方则认为悬赏取证可采是由于其没有违法民事诉讼法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触及限制性规定，并且私法领域一直奉行“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不应否认其收集的证据的可采性。 　　事实上，目前我国法官在处理民事方面悬赏取得的证据还是较为保守，笔者认为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多数法官对于当事人悬赏取证所获证据不予采纳，特别是获取的证人证言，究其原因是对当事人的诚信存在质疑，无法排除其收买证人的嫌疑；第二，根据徐昕教授的统计，“在现行的制度约束下，证人选择作伪证和法官选择不信任是符合其效用最大化的最优选择”。所以，无论这种证言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的，只要法官不相信证人的证言，那合法的取证方法便也是无用功，更何况是存在争议的取证行为，这也是无奈而现实的情况。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除了在第四十九条和第六十一条比较笼统地规定了当事人和代理律师以及其诉讼代理人收集证据的基础理论，不但没有规定与悬赏取证相关的具体条款，也没有在此方面提供任何可行性的保障和救济当事人合法取证权利的措施，这些原因致使悬赏取证在民事诉讼中难以实行，因而我国需要不断完善悬赏取证的法律制度。 　　二、悬赏取证的法律规制 　　即便如今实践中存在大量与悬赏取证相关的案件，但是在法律中依然没有明确的规定，审判的法官对悬赏取证又各有理解和判定。事实上如若当事人通过悬赏取证的方式得到证据，该过程中不仅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那么更应当通过法律对悬赏取证在民事领域予以规制，以避免实践中发生“同案不同罪”，收买或者诱惑证人等不法行为。 　　（一）当事人悬赏取证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间财产和人身关系纠纷。人身包括人格和身份。在民事纠纷领域，悬赏取证是针对突发性侵权纠纷极为重要且有效的收集证据的方法。笔者认为其适用范围应该仅限于财产关系纠纷以及不涉及身份关系的人身关系纠纷，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到当事人身份关系的案件，禁止当事人采用悬赏取证的方式收集证据。即在关于离婚之诉、夫妻同居之诉、婚姻无效之诉、是否放弃继承之诉、收养无效之诉等涉及到婚姻关系、继承关系、亲子关系的诉讼案件中不适用悬赏取证。”简而言之，就是在涉及身份关系的纠纷中，如果准用悬赏方式获得有利的证据，即便是打赢官司，也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对于当事人以及其近亲属也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所以在涉及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中，禁止使用悬赏取证有利稳定于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利益。 　　（二）悬赏信息的发布 　　就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悬赏信息的发布应以法院发布为主、当事人自行发布为辅较为合适。即便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法院相对于当事人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首先，法院更具有可信度，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拥有不可取代的权威性；其次，法院发布的信息有一定的金额标准，会使得民众相信金额的兑现；再次，法院在民众心中还是具有当事人所没有的地位，其保障性更高；最后法院发布的信息，降低了金额不兑现的机率，并且提高了找到证人的机率。 　　悬赏取证的效果从根本而言取决于信息覆盖程度的高低，只有不断的地扩大受众面，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当事人在发布悬赏信息前应该想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对信息进行综合评价，太不考虑信息内容，再借助法院的名义通过法律公告或者是指定的报刊，网站或者电视对外公布。 　　在信息发布费用的支付上，根据不同的情况而言，首先就当事人自行发布而言，其费用理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其次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信息发布，法院通过公告形式在官方平台发布信息，该费用同样由提出申请人承担；再次对于经济条件有困难的当事人，其申请时可以为当事